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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郭沫若先生称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46]，所谓“特异”，应当说不仅是指庄子个性上的踔厉孤行，更是指他思维上的反思性、解构性特点。司马迁为庄子立传，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47]，也有意识地突出了这一点。庄子好像是他那个时代的“现代派”或“后现代派”，他的思想、志趣与当时的政治及文化形态是不洽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尖锐对立的，这也是他的散文中每每怀疑、批评、嘲讽圣贤的根本原因。清人胡文英说，“庄子并非三代以下所能用，亦不为三代以下用”[48]。实际上，庄子不仅不为专制统治者所用，而且也不为他们所容，自东晋王坦之写《废庄论》始，其后“废庄”、“辟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49]。对于庄子散文的愤世倾向，我们不宜作表面化的理解，或简单打上“偏激”、“情绪发泄”等标签了事，而应分析此种倾向赖以产生的原因，认识其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与思想价值。总体看来，庄子的愤世包含着许多相当严肃的内容，他基于对商周之际政治文化变迁的理性思索，大胆揭示君主专制统治及伦理教化的弊病，包含有一定的民主性精华。同时，庄子的愤世倾向也意味着战国时代士人个体自由意识的觉醒。庄子文章激励着后世许多读者大胆地冲决专制罗网，摆脱宗法道德观念的羁绊，实乃新时代之先声。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的愤世倾向与其散文中讽刺手法的使用是密切联系着的，他决不是为了讽刺而讽刺，其讽刺话语中常包含着他对政治、历史及思想文化问题的不乏深刻的认识。庄子似乎并未与他讽刺的对象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其讽刺话语往往带有庄子特有的情感色彩，外冷而内热，有些甚至是含泪的。庄子善用反讽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常能引发读者的深湛之思。其他先秦诸子文章中也不乏讽刺，但相比而言，由于庄子否定君主专制制度的态度更为坚决，其讽刺也更为冷峭，更为辛辣，或更为沉痛，显得特别有份量。总体看来，庄子的讽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与思想性，手法上也具有某种典范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庄子可谓中国古代讽刺文学之巨匠。要之，具有某种“异端”色彩的庄子散文，如同暗夜中的灯火，赢得后世许多文人士大夫的喜爱，并对他们的人格精神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50]，因而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