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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礼记·经解》中所说的“《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103]，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符合《礼记·经解》文本之精神主旨，对此不可不明辨之。 《礼记·经解》“《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疏云：“……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104]孔颖达的阐释，其逻辑关系是：因为在上者深达于《诗》之义理，所以以《诗》教民而能使民“不愚”。然而，综观《经解》文本，概括地说是在讲“六经”的受教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以及作者对此的有关评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深于《诗》者”诸语句的主体，应当是指“习《诗》者”或“用《诗》者”（习《诗》、用《诗》者可以是公卿大夫，也可以是普通士人），而孔颖达的疏解，较之《礼记·经解》文本，却多出了“在上”二字，亦即多出了“教《诗》者”这个主体，并由此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不愚”，在意义上转换成了“使……不愚”，因而造成了对《礼记·经解》本义的偏离。要之，孔颖达这里的疏解，不仅在对“温柔敦厚而不愚”的理解上存在问题，而且似乎有意避开了对“《诗》之失愚”的含义的正面揭示。这与他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时所说的“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105]也存在一定的牴牾，缺少同一性。 当今学者多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愚”解释为直言获罪[106]，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温柔敦厚”发展为极端以至于生出偏弊的，只能是过于柔懦、一味顺承，而非直言敢谏。胡适先生在《说儒》中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他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原’是谨愿，乡愿是一乡都称为谨愿好人的人。”[107]清人张谦宜曾提出：“诗要温雅，却不可一晌偏堕窠臼，连筋骨都浸得酥软，便不是真温雅矣。”[108]《礼记·经解》强调“《诗》之失愚”，显然是要防止“温柔敦厚”趋向某种极端化——过于温恭顺从，甚至阿谀逢迎。苏轼《上富丞相书》中说的“刚健而不为强，敦厚而不为弱”[109]，亦可为旁证。刚健的极端化是强梁，敦厚的极端化是软弱。周代乐师的诵谏、公卿大臣的以《诗》讽谏，仅仅是一种基于伦理文明的柔化处理方式，决不是要走向直谏的反面。事实上《诗经》里就有不少相当质直的谏诗，《小雅·节南山》末章，诗人明言“以究王讻”[110]，那是掷地有声、毫不含糊的。《大雅·卷阿》谓“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111]，圭、璋都是有棱有角的礼器，诗人以此喻贤臣良士得体适度、可为四方典则的美好品格，亦即郭店楚简所说的“强，义之方；柔，仁之方也。‘不强不梂，不刚不柔’，此之谓也”[112]。《大雅·烝民》篇赞颂宣王时的大臣仲山甫“柔嘉维则”，“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御”[113]，《大雅·崧高》篇谓“申伯之德，柔惠且直”[114]。“则”、“刚”、“直”等都可以视为对“温柔”的制约，以防止过于柔顺而生出偏弊。 《礼记·经解》所言“《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若用春秋时期普遍存在的“忠”的观念加以观照，更容易让人理解其本义。春秋时期，“忠”的观念也甚为流行，人们常将“忠”视为统治者对人民、社稷尽心尽责的态度，而不是对君主个人的尽忠甚或愚忠。《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云：“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115]《左传·宣公二年》载鉏麑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116]《左传·襄公十四年》君子谓子囊“……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117]，都可表明这一点。具有“忠”德的人必然会从对国家、百姓负责的角度，对君主进行直谏，甚至是尸谏，而不必恪守温柔敦厚的讽谏之法。那些过于柔顺、毫无己见的臣子，常会受到质疑、指责，如《左传·成公二年》载：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118] 又，孔子曾强调“君子周而不比”[119]，《易传·序卦》中也有“物不可以苟合而已”[120]的话，明确反对苟合取容。由此看来，吐刚茹柔，依违免祸，并不是周人普遍认同的美德。综观《左传》《国语》等记述的臣下进谏情况，基本上感觉不到秦汉以后普遍存在的那种胆怯与可怜，周代礼乐文化熏陶下的公卿大臣乃至于普通士人，总体上来看并不缺乏刚健的气质。因此，《礼记·经解》所谓“《诗》之失愚”的“愚”，当指习《诗》用《诗》者因未能正确把握君臣关系或过于顾及某种伦理情感，而一味柔和顺从，失去了正常的辨别是非正误的能力——即所谓“愚”。《论语·子路》篇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121]，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意思相近。这种“温柔敦厚而不愚”的精神，通过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而得到弘扬，表现为对“道统”的某种坚守。 要之，“温柔敦厚”诗教观根植于周代宗法伦理社会的土壤之上，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密切的关联。马克思曾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22]周文化作为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温柔和顺、持中合度是周代教育所着力培养的一种人格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温柔敦厚”诗教观就是周代贵族理想人格在诗学观念上体现。“温柔敦厚”诗教观念是源于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周人的歌《诗》、弦《诗》、引《诗》、赋《诗》以及乐工的“诵谏”，都具有柔和逊顺的特点。置于周代文化中加以观照，可知《礼记·经解》强调“《诗》之失愚”是要防止“温柔敦厚”趋向某种极端，防止因过于柔顺而生出偏弊。“温柔敦厚”诗教观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此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对“温柔敦厚”诗教观的接受情况来看，总的倾向是“温柔敦厚”的方面有余，而“不愚”的方面显得不足，这或许与后人未能准确地把握《礼记·经解》的精神主旨有一定的关系。就文学创作而言，如汉代大赋之“曲终奏雅”、劝百讽一，《古诗十九首》之“温厚”，即其余响。从经学的角度看，如《诗经·魏风·伐檀》篇显然是底层百姓的反抗之声，而宋代朱熹却阐释说：“诗人言有人于此用力伐檀，将以为车而行陆也，今乃寘之河干，则河水清涟，而无所用；虽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则自以为不耕则不可以得禾，不猎则不可以得兽，是以甘心穷饿而不悔也。”[123]可谓因过于牵合“温柔敦厚”诗教观念而近于“愚”的显例，在诸多《诗经》著述中颇具代表性。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形成及影响时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