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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关键词：《诗经》；“温柔敦厚”；周代； 礼乐；诵谏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散文与经学之关系研究”（１３ＢＺＷ０４３）、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项目“经学 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研究”（１２ＲＸＹＢ２１）的前期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边家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温柔敦厚”诗教观出自《礼记·经解》[1]：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2] 翻检相关研究资料，笔者发现人们对“温柔敦厚”诗教观形成的文化心理认识不够，立足于先秦典籍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同时，《礼记·经解》篇在讲温柔敦厚的同时又强调“《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而前贤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并且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影响了对“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完整理解。受美籍哲学家冯·贝塔朗菲系统论的启发，本文从梳理同一系统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温柔敦厚”诗教观，以期更完整、准确地揭示此种观念的思想文化内涵，对整个儒家诗论的探讨或亦不无小补。兹论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同好。 一 “温柔敦厚”诗教观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温柔敦厚”诗教观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问题。系统论创始人冯·贝塔朗菲曾说：“一个元素在系统内部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孤立状态中的行为。……为了理解各个部分的行为，你必须把各种从属系统和它们的上级系统之间的关系考虑进去。”[3]所言甚是。笔者认为，“温柔敦厚”诗教观是以周代礼乐教化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体现，只有通过分析此一观念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它。 从生产关系上看，西周农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土地国有制。《诗经·小雅·北山》篇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诸侯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周天子可以随时将土地收回。一般庶民更无土地所有权，国家统一进行土地管理与贡赋收取。当时的农业生产以集体劳动的形式为主，《诗经》中的《噫嘻》、《载芟》、《良耜》、《甫田》、《楚茨》等诗，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当时集体劳动的情况。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周人立国之后马上制礼作乐，着力建设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王国维曾指出，周人借助于嫡长继承制，辅以血亲之情、孝悌之义，“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5]。验诸《诗经》、《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以及周代彝器铭文所载，可知此言不虚。血缘伦理在周人的社会生活中积淀为牢固的观念形态，《易传·序卦》总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6]这里，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形成了一个自然序列，后一项皆以前一项为存在的依据。 今人所讲的“家国同构”，指的就是周代家族与国家在组织形式、伦理结构方面所具有的共通性。《孝经·广扬名》篇记孔子之言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7]君臣与父子相似，故孝亲与忠君可通。《诗经·小雅·南山有台》篇称赞为国家带来福祉的人，说他们是“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8]。《大雅·抑》的作者以诗进谏，竟说“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9]，本是君臣关系，却带有鲜明的家庭伦理色彩，如同长辈教导儿孙一般。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个人与社会、君与臣、家与家、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都被人伦化、亲情化，人们的生活笼罩在温情脉脉的纱幕之下。 周代贵族教育崇尚“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周代开国之君深知殷商因失民心而失天下，因而力倡敬德保民，重视礼乐教化。《庄子·天下》篇说“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10]。《吕氏春秋·古乐》篇谓“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献俘馘于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11]学界一般认为，《诗经·周颂》里的《武》、《酌》、《桓》、《赉》、《般》等篇就是被称为“《大武》”的组歌[12]。《国语·周语中》富辰提到“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3]周文公即周公旦，诗句见今本《诗经·小雅·常棣》篇。毛诗《小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14]周代开国之君重视诗乐教化，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天神的权威，肯定了道德人格及其实践的力量，在华夏文明史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孔子曾感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5] 西周学在官府，专设大司乐、大师、小师等教育官。教育的内容，据《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16]郑玄注：“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17]反映出周人重视道德、伦理的特点。又，《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18]《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19]从这些记载来看，学校通过目的明确、具有针对性的教学，使得贵族子弟学习诗书礼乐以陶养道德，并获得鼓琴赋诗、射御书数等实际技能，以为进入社会、理政安民之准备。刘向曾总结说：“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周之流化，岂不大哉！”[20] 随着礼乐教化不断深入，周代贵族的理想人格典范逐渐形成，“温”、“柔”、“和”、“中”等品质，成为“君子之德”的基本内涵。“君子”之称，当源于“君”字，“君”的本义是尊长发号施令，后为至尊者之称。上古时被视为“明君”者，不仅功业卓著，而且被视为道德典范（《尚书》及《诗经·周颂》中对文王、武王的美好品德有多方面的揭示），由此而来的“君子”，则指拥有明君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及人格风范的人。在《诗经》里，“君子”是贵族男子的通称，也是妻子对丈夫的敬称。周人对“温”、“柔”、“和”、“中”等君子之德的倡导与培养，对“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温”，用于人际关系方面，是指既不过于冷淡也不过于热情、温和适中的情感态度。从现存典籍来看，“温”是一直受到上古华夏先民重视的一种品格，《尚书·舜典》里说舜命夔典乐以教胄子，让他们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21]的性情特点。周人非常推崇“温”的品行，这在《诗经》、《论语》等典籍中有充分的体现，例如： 温温恭人，维德之基。[22]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23] 终温且惠，淑慎其身。[24] 子温而厉。[25]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26]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27] 这里所列资料，都与人际关系、处世态度相关。《诗经·大雅·抑》的作者将“温”的品行视为大人君子善行懿德的基础，完全是赞许、推崇的态度。孔子本人不仅表现出“温而厉”的个性特点，而且告诫学生自我警觉，注意“色思温”，即神态上的温文尔雅，平易近人。 “柔”与“温”相近而稍异。如果说“温”主要着眼于客体的主观感受，那么“柔”侧重的是主体自身性情柔和的性质。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解“温柔敦厚”字义时说：“柔，谓情性和柔。”[28]“柔”也体现为处理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柔和惠爱的态度与方式，如《诗经·大雅·民劳》“柔远能迩，以定我王”[29]即是。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30]儒家尚“柔”，与周文化的主流观念是完全合拍的。《论语·乡党》篇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31]孔子在乡里，温恭谦逊，好像不会说话。在宗庙朝廷之上，则能言善辩，只是非常谨慎。与不同级别的人交接言谈，都合乎礼仪。胡适先生说：“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32]《诗经》里有不少怨天之语[33]，而孔子却倡导“不怨天”，《论语·宪问》篇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34]这种不怨不尤的精神，与周人崇尚柔和逊顺的传统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