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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形成，与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在政治、外交中的用《诗》用乐以及周人的诵谏传统也有密切联系。 西周至春秋，《诗》乐合一。《论语·子罕》篇记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64]司马迁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65]。从传播及接受的角度来看，《诗》乐相互配合，能更好地起到宣扬道德教化的作用。孔颖达也指出《诗》教、乐教存在重合关系：“《诗》为乐章，《诗》、乐是一而教别者：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 [66] 由于整个社会结构具有宗法伦理的特性，周人非常重视社会交往，《仪礼》中的《士相见礼》讲的是个人之间的交往，由士相见，而推及于士见大夫、大夫相见、士大夫见君、卿大夫见士等，大体上包括了当时社会角色之间的相见之礼。聘、问、朝、觐、省、视等正式相见礼，大都伴有《诗》乐。歌《诗》、弦《诗》、引《诗》、赋《诗》，是贵族相见、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具有温柔敦厚的特点。其他如燕礼、射仪、祭祀等典礼活动，也大都伴有《诗》乐。《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緜》，《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周南》中的《关雎》，《召南》中的《采蘩》、《采蘋》、《驺虞》，《豳风》中的《七月》等，都是见载于先秦典籍的常用于典礼的乐章。如《仪礼·燕礼》篇记载诸侯宴请臣下时演奏《诗》乐的情形： ……席工于西阶上，少东。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纳工，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睢》、《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67]。 在此处所记燕礼，演奏的《诗》乐达十八首之多。据孙作云先生的研究，《大雅》、《小雅》“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典礼歌”[68]。而《周颂》、《鲁颂》、《商颂》，本身就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不但配合乐器，而且带有一定的扮演、舞蹈的舞台艺术成份。朱光潜在谈到《诗经》章句重叠时，说“有时是应和乐、舞的回旋往复的音节，有时是在互相唱和时，每人各歌一章”[69]，这可能是诗章的原始形态，也不排除有乐师基于演出的需要而再加工的痕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叔孙豹接待他，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小雅》、《大雅》、《颂》[70]，已包括《风》、《雅》、《颂》三部分，《国风》部分较之现今通行本十五《国风》，仅差《曹风》未被提及。季札对不同的乐歌均给予评价，如“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71]大概是经常作为演奏节目出现的缘故，故《诗经》能够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从《左传》、《国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来看，诸侯国（尤其是郑、鲁、晋、秦等国）贵族对《诗经》大都耳熟能详。 由于《诗经》本身具有贴近生活、扬善抑恶、诉诸情感的特点，长于感发志意，与周人富于家庭伦理温情的政治氛围相契合，因而王公大臣在讨论政治、道德等问题时，多引用《诗经》成句，以增强说服力与感染力。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臧文仲谏卑邾：“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蠭虿有毒，而况国乎！”[72]臧文仲引用《诗经》中的句子，劝告僖公对小国也不可掉以轻心，而应严阵以待。 周代贵族在会盟、宴享等场合表达希望、请求、称赞、婉拒等态度或立场时，为了不显得过于直接、生硬，避免发生尴尬或不愉快的情况，因而常有意采用赋《诗》的方式[73]，在知礼守礼的原则下表达己意，微言相感，化解纷争。赋《诗》时又比较注意适宜得体，颂美而不阿，辞强而不激。赋《诗》的方式，可以由乐工为赋，也可以由宾主自赋。若是宾主自赋，可依乐诵唱，也可无音乐伴奏、只是抑扬顿挫地诵出。形式可有不同，但赋《诗》言志、以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赋《诗》言志见载于《左传》、《国语》者，《左传》计六十八条，《国语》六条[74]。如《左传·襄公四年》记鲁国穆叔（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穆叔解释说：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谘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75] 工歌，指乐工弦歌。叔孙豹的意思是说：《肆夏》之三是天子享诸侯之乐[76]，《文王》是两君相见之乐，我作为臣子不敢领受。《鹿鸣之什》首三章，《鹿鸣》是晋侯用以致意于鲁君的，我作为鲁国的代表，怎敢不拜；《四牡》是慰劳我远道而来，自当拜谢；《皇皇者华》是晋侯用来教诲我的德行的，当然要再拜而谢了。春秋时，若有卿大夫赋《诗》不当，或不明白对方赋《诗》的含义，或答赋“不类”，都会被视为很不光彩的事（如同今人被嘲笑“没文化”），影响其人其国之声誉。赋《诗》作为贵族社会中的一种文明的交往方式，要求赋《诗》者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并能够根据复杂的情况用赋《诗》来应对变化和表达意愿。这种赋《诗》言志的方式，特别符合周代宗法伦理所要求的“和”的原则，既是《诗》之为用的重要形式，又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具体实践与重要体现。 周代贵族还有以“乐语”交流沟通的方式。《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云：“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77]明代李文利阐释“兴、道、讽、诵、言、语”之义道：“兴者，言足以感人；道者，言足以诱人。讽是言之微婉，闻之者可以诫；诵是言有深意，闻之者为可思。言发辞而有章，语答述而不悖，是六者，皆所谓‘乐语’也。他时为公卿大夫奉命周旋，出入专对，自然声气和平矣。”[78]所谓“乐语”，既指在有关典礼仪式上进行诗乐相配合的讽诵，既可指赋《诗》言志的方式，又可指借助对《诗》乐的谈说以发挥己意，表明自己的认识或态度倾向。例如，《国语·周语下》记晋国羊舌肸聘于周，单靖公享之，“语说《昊天有成命》”： ……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79]。 单靖公所说的这种“乐语”，实际上也就是解经的“《诗》语”，借以表达他本人的政治见解。 另外，“温柔敦厚”诗教观还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把握其思想内涵。 上古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了听取臣下意见、建议的重要性，并主动号召臣下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谏，《吕氏春秋·自知》篇就有“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80]的话。周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谏言，《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语云： ……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隶、牧、圉皆有亲暱，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81]。 “瞽”的身份是乐师。近人刘师培说：“商代之大学曰瞽宗，而周代则以瞽宗祀乐祖，盖瞽以诵诗，诗以入乐，故瞽矇皆列乐官，学名瞽宗亦古代以乐教民之证。”[82]又，《周礼·春官宗伯·瞽蒙》：“瞽蒙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83]郑玄注引郑司农云：“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故《国语》曰‘瞍赋、矇诵’，谓诗也。”[84]《国语·周语上》记邵公之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85]这些材料都表明，周代曾存在过以诵《诗》来讽谏时政的制度。 《诗经》之所以能够用于“诵谏”，一是与其丰富的思想内容有关，便于用来言事；二是《诗经》与其他经典相比，更多的是诉诸于感性体验，与性情的关系更近，容易感发人心。三是《诗经》多用比兴，如此可使谏言更为含蓄婉转。法国学者唐纳德·霍尔兹曼将“兴”解释为“隐喻性用典”（metaphorical allusion）[86]，所谓“隐喻性用典”，就是以《诗经》文本喻指或暗示某种特殊的情形、心态、希望、主张等。傅道彬先生也指出：“艺术的兴不仅是一种诗歌形式和表现方法，也是延伸到思想领域，成为一种思想的联想方法。”[87]从《诗经》的内容来看，有表达恻隐、仁爱之心的，如《小雅·小弁》、《邶风·谷风》等；有表达孝思的，如《小雅·蓼莪》、《大雅·下武》、《大雅·既醉》等；有表达宗族亲情、兄弟之义的，如《唐风·杕杜》、《小雅·伐木》、《小雅·常棣》等；有歌颂明君贤臣的，如“三颂”中的诸多篇章及《召南·甘棠》等；有讲天子之策命的，如《大雅·江汉》、《大雅·常武》；有讽刺君王淫乱失道的，如《邶风·雄雉》、《邶风·新台》等；有刺国君重敛的，如《魏风·硕鼠》、《小雅·大东》、《小雅·楚茨》等；有表现民生疾苦、哀怜鳏寡孤独者的，如《魏风·葛屦》、《小雅·鸿雁》等。要之，《诗经》中的篇章大都与政治及社会人生密切相关，饱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曰：“《诗》、《书》，义之府也。”[88]因此，在王公大臣们看来，《诗经》中的不少篇章都可以直接用来劝诫君王，使其改恶从善，或效法前贤励精图治。 事实上，《诗经》中的部分诗章，其原始形态就是谏诗：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89]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90]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91] 王欲玉女（汝），是用大谏。[92] 犹之未远，是用大谏。[93] 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94] 虽曰匪予，既作尔歌。[95] 凡此，都表明了其谏诗性质。《诗经·大雅·卷阿》“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毛传云：“王使公卿献诗以陈其志，遂为工师之歌焉。”[96]郑笺云：“矢，陈也。我陈作此诗，不复多也。欲今遂为乐歌，王日听之，则不损今之成功也。”[97]陈奂《诗毛氏传疏》谓：“矢，陈。《大明》、《皇矣》同。诗者，志之所之也。《传》以献诗陈志释经之矢诗，公卿即指贤也，言明王既能用贤，使居公卿之位而又使献诗陈志。《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是其义也。歌，乐歌。工师，乐人。谱诸乐歌，为鉴戒之也。”[98]可以看出，古人对其谏诗性质的认定是明确的，没有异议。 春秋贵族们继承了上述“诵谏”的传统。如《国语·晋语六》载文子之言曰：“……夫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99]从范文子的话中可知，西周政治文化中的诵谏传统也是各个诸侯国所熟悉的。又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即便是被蔑称为“南蛮”的楚国，楚臣子革也曾以祭公谋父所作《祈招》之诗谏楚灵王，“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100]可见，视《诗经》为“谏书”并非自汉儒才开始的[101]，也不是汉儒改造、扭曲的结果[102]，而是自西周以来“诵谏”传统的自然延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