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从《水调》到《水调歌头》。关于《水调》，杜牧《扬州》诗之一曾云：“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自注：“炀帝凿汴河，自造《水调》。”(46)此外，《碧鸡漫志》引《隋唐嘉话》云：“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又引《脞说》云：“水调河传，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声韵悲切，帝喜之。乐工王令言谓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调河传，但有去声”。(47)单从乐曲本身看，《水调》是在隋炀帝开凿运河的背景下产生的。入唐之后，《水调》成为流行曲子，很多诗人的诗歌作品曾被引入这种曲子中演唱，很多诗人也曾为之撰写过歌词。对于诗人而言，这种可以依之写作诗歌(歌词)作品的形式，无疑就成为了一种具体诗体。并且，需注意的是，《水调》在乐工的参与下，以其基本旋律或基本曲调为核心，又不断丰富和发展出新的音乐形式，或撰写出新腔，或延展成大曲。特别是《水调》大曲，结构庞大，艺术性高，是唐人的重大贡献。唐代大曲的典型结构由“散序(主要是器乐)——中序(主要是歌)——破(主要是舞，有时有歌)”三部分组成，其中凡歌唱部分，其歌词都是由五言诗或七言诗相间组合而成。 到了宋代，据《文献通考》记载，《水调》这类大曲仍在教坊中奏唱，但乐曲曲调及结构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歌词也就由五七言诗变成了长短句。(48)而宋人在奏唱大曲时，并不喜奏唱其全部，而只用其部分，称为“摘遍”。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文人创作歌词。于是一些词人便用《水调》大曲中序中比较好听的第一章，即“歌头”部分填制歌词，“水调歌头”便逐渐演化成一种词调。“水调歌头”由于像苏舜钦、苏轼等著名词人的创作，成为宋词中最具影响力的词调之一，用此调作词者众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当在80人以上。(49)著名的词人，如黄庭坚、贺铸、张元干、张孝祥、晁端礼、陆游、范成大、辛弃疾、陈亮、刘过、毛滂、戴复古、刘克庄、吴文英、刘辰翁，等等，都曾用此调填过词。尤其是张孝祥、辛弃疾更喜用此词调。其后，元明清时期，更成了常用词调之一。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隋炀帝的开河，就没有《水调》，没有《水调》就没有《水调歌头》，没有《水调歌头》就没有那些传世的名篇。 再如从《柳枝》到《杨柳枝》。在谈到亡国之音的时候，《鉴戒录》卷七曾说：“《后庭花》者，亡陈之曲，……《思越人》者，亡吴之曲，……《柳枝》者，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曰隋堤，有是曲也。”(50)在《鉴戒录》里，作者列举了三个著名的亡国之曲，其中《柳枝》是亡隋之曲。从这段文字可知，《柳枝》是隋炀帝开汴河(运河)种柳的产物，或者说，汴河(运河)开挖并沿堤种植柳树是导致《柳枝》一曲产生的直接因素。入唐，这个曲子仍然传唱不绝，唐玄宗曾以笛依其声，贺知章等人为之撰写过歌词，因此和《水调》一样，在唐人那里，《柳枝》也可以成为创作或填制歌词(诗歌)的一种体式。这个曲子后来又被称为《杨柳枝》。到了中唐，在老的《杨柳枝》基础上，衍生出新的乐曲《杨柳枝》，所以，白居易在《杨柳枝二十韵》序中说：“杨柳枝，洛下新声也。”(51)但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说：“《杨柳枝》，白居易洛中所制也。”(52)即认为此曲为白居易所作，此言不确。因为无论是白居易，还是同时的刘禹锡，在他们所创作的《杨柳枝》中，只是说是“新翻《杨柳枝》”，(53)即用旧曲翻新声的意思，并没有说新翻的作者，或者说此曲的改编者是谁。所以，不能说白居易是《杨柳枝》新曲的作者。白居易在此曲流传中的作用，如王灼《碧鸡漫志》所言：“而所谓乐天作《杨柳枝》者，称其别创词也。”(54)也就是说，白居易只是为《杨柳枝》新声创作(或填制)新歌词的第一人。在白居易与刘禹锡等人为《杨柳枝》新曲创作歌词之后，《杨柳枝》传唱更为广泛，也就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喜爱，于是，如薛能《杨柳枝序》中所言：“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55)许多诗人纷纷用《杨柳枝》曲调写作歌词，据统计，李商隐、张祜、滕迈、施肩吾、姚合、薛能、何希尧、杨巨源、卢肇、裴諴、僧齐己、裴夷直、韩琮、段成式、崔涂、司空图、崔道融、孙鲂、和凝、温庭筠、皇甫松、王贞白、牛峤、孙光宪、徐铉等唐至五代诗人都曾用《杨柳枝》创作过诗歌。 其后，在晚唐五代时期，《杨柳枝》曲子又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花间集》中的《新添声杨柳枝》和敦煌曲子词中的《杨柳枝》，这两种体制的《杨柳枝》，虽填词体式不一样(一个是73737373式，一个是74757475式)，但基本倾向是向长短句发展。入宋，《杨柳枝》(或称《柳枝》)虽不如《水调歌头》那样流行，但无疑也成为大家熟知的词调。 此外，《安公子》、《河传》，都是和开河有关的词调。虽然这些词调在发展演进过程中，多少都和当初的歌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源头来自开河是毋庸置疑的。 围绕开河进行评价、议论而产生的一些诗题对唐宋诗词，甚至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一定影响。最典型的要属白居易的《隋堤柳》。当白居易以《隋堤柳》写下他的新乐府之时或之后不久，以《隋堤柳》为题目的作品，还出现过几首。如杜牧的《隋堤柳》：“夹岸垂杨三百里，只应图画最相宜。自嫌流落西归疾，不见东风二月时。”(56)李山甫的《隋堤柳》：“曾傍龙舟拂翠华，至今凝恨倚天涯。但经春色还秋色，不觉杨家是李家。背日古阴从北朽，逐波疏影向南斜。年年只有晴风便，遥为雷塘送雪花。”(57)罗隐的《隋堤柳》：“夹路依依千里遥，路人回首认隋朝。春风未借宣华意，犹费工夫长绿条。”(58)翁承赞的《隋堤柳》：“春半烟深汴水东，黄金丝软不胜风。轻笼行殿迷天子，抛掷长安似梦中。”(59)江为的《隋堤柳》：“锦缆龙舟万里来，醉乡繁盛忽尘埃。空余两岸千株柳，雨叶风花作恨媒。”(60)这些作品的情调或惆怅，或感伤，但都没有对运河的开凿给予充分的肯定。及至宋代，仍有人在以《隋堤柳》为题材，就隋炀帝凿运河之事进行吟诵。如曹勋的《隋堤柳》： 隋堤柳，千里夹隋堤。堤中有平道，百尺隐金鎚。柳色间桃李，行客迷芳菲。牙樯从西来，云表开龙旗。一舟挽千人，万舟若鱼丽。舟中尽绝色，不厌荒淫饥。锦帆压奔流，日夜东南驰。龙舟未及返，身辱吴公泥。神器朱所托，化作迷楼灰。向来桃与李，花色犹不衰。向来堤上柳，柳色犹依依。唐公已举晋阳甲，草木虽小知无隋。”(61) 虽然所采用的史事和白居易的《隋堤柳》不尽相同，但是其构思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否定开河，认为开河是导致隋朝亡国的重要原因。 因此，《隋堤柳》成为了当时及后世诗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诗题。明清时期，仍不断有人以此诗题为题目来作诗，如明代的任彪、朱曰藩、许邦才等都写过这种诗题的诗歌。(62)直到清末，李叔同有感于中国乐歌有丢失传统之势，于是用《隋堤柳》为题写作了一首“别体唱歌”的歌词，在这首歌词后面他加了一小注：“此歌仿词体”。(63)这首歌词没有借咏柳反思隋朝灭亡历史，但却表达了比历史上同题之作更深沉的“杜鹃啼血哭神州”的爱国情感，歌词被李叔同用美国流行歌曲《黛茜·贝尔》相配，成为代表性的学堂乐歌作品。 因开河而形成的运河水系中的一些河名、地名及其相关的称谓、景点成了唐宋人在创作诗词时常使用的文化符号。如宋之问的《夜渡吴松江怀古》、吴融的《祝风三十二韵》都是写的经过南运河时的情景，他们分别写下了：“宿帆震泽口，晓渡松江濆”(64)、“松江流其旁，春夏多苦水”(65)的句子，这里的“松江”实际上说的就是这段南运河。再如白居易的《久雨闲闷，对酒偶吟》写的是洛阳，于是写出了：“凄凄苦雨暗铜驼，袅袅凉风起漕河”(66)的诗句，把“漕河”作为洛阳代表性的景致来进行描写。此外，牟融的《寄范使君》：“未秋为别已终秋，咫尺娄江路阻修”(67)、薛逢的《送刘郎中牧杭州》：“吴江水色连堤阔，越俗舂声隔岸还”(68)、韦庄的《过扬州》：“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69)，这些诗中所写的“娄江”、“吴江”、“旧官河”都是运河水系在不同河段的具体称谓。 特别是隋堤、隋堤柳、汴水等和运河有关的景物成了唐宋诗词中经常提到和描写到的景象(或意象)。“隋堤”及“隋堤柳”等在唐宋人那里，首先成了代表隋朝特征，代称隋朝遗迹，评论隋炀帝功过是非及亡国结局的一种符号。其次逐渐成了泛指“柳树”与“柳絮”的代名词。如耿湋的《送郭秀才赴举》：“海雨沾隋柳，江潮赴楚船。”(70)许浑的《和宾客相国咏雪》：“尽日隋堤絮，经冬越岭梅。”(71)赵令畴的《清平乐》：“春风依旧，着意隋堤柳。”(72)这些诗词作品中所说的“隋柳”、“隋堤柳”、“隋堤絮”就不再是特指，而成了一种泛指。最后，到了北宋，更成为最能体现都城汴京(开封)繁盛景象的一种象征。这一点在词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裴湘的《浪淘沙》：“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国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73)曾觌的《沁园春》：“且喜见捷书来帝乡。看锐师云合，妖氛电扫，隋堤宫柳，依旧成行。”(74)这些词作都是把“隋堤”、“隋堤柳”当做描写汴京“帝王都”的突出景观来表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