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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歌中，白居易对隋炀帝开凿运河是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在他看来，正是因为隋炀帝开凿汴河(运河)而用之“南幸江都恣佚游”，才导致“海内财力此时竭”，最终“上荒下困势不久”，导致个人身丧江都(扬州)、隋朝亡国的结局。在作品中，对隋炀帝的丧身亡国，作者的笔触虽流露出些许同情，但基本上对“开河”是否定的，认为“开河”是导致隋炀帝“丧身亡国”的重要原因。 在白居易同时及前后，关注这类题材的诗人逐渐增多。总体上看，他们的作品对隋炀帝开河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这种否定，又主要采用了如下两种写法： 一种是在作品中只吟咏运河开凿史事，不对史事进行评述与议论，可作品的整体基调却含有否定的意味。如李益的《汴河曲》：“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③杜牧的《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闲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④汪遵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还待春风锦帆暖，柳阴相送到迷楼。”⑤这些诗篇无一句是直接对隋炀帝开凿汴河(运河)进行评述的，但那“愁杀人”、“断杀肠”、“水别流”的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对隋炀帝行事荒唐和不计后果的叹息与否定。 一种是在吟咏运河开凿史事时，直接写出作者对这种举措的否定。如张祜的《隋堤怀古》：“隋季穷兵复浚川，自为猛虎可周旋。锦帆东去不归日，汴水西来无尽年。本欲山河传百二，谁知钟鼎已三千。那堪重问江都事，回望空悲绿树烟。”⑥许浑的《汴河亭》：“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⑦李商隐的《隋宫》：“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⑧罗隐的《汴河》：“当时天子是闲游，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纵饶妆故国，水声何忍到扬州。乾坤有意终难会，黎庶无情岂自由。应笑秦皇用心错，谩驱神鬼海东头。”⑨胡曾的《汴水》：“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过，惆怅龙舟更不回。”⑩这些诗篇或指出隋炀帝亡国的根源是穷兵与开河，或指出开河只是为了隋炀帝一己之荒游，或指出开河导致民疲国空，或指出开河直接导致国家灭亡。总之，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这类诗歌都是把隋朝灭亡的根源归结为隋炀帝开河，或者说，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对隋炀帝开河是持直接否定态度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运河的开通对南北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对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维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出行带来巨大的便利。于是对运河的开凿与通航，人们开始有了一分为二的认识与评价。也就是说，既指出其过，又指出其功。晚唐时的皮日休在其《汴河铭》一文中就说道： 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11) 在他看来，隋炀帝开通汴河(运河)对隋朝是害与过，但对于唐朝来说，就是利与功。正是以这种认识为指导，晚唐开始出现了辩证地评价运河开凿功与过的诗歌作品。代表作品如许棠的《汴河十二韵》： 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直断平芜色，横分积石流。所思千里便，岂计万方忧。首甚资功济，终难弭宴游。空怀龙舸下，不见锦帆收。浪倒长汀柳，风欹远岸楼。奔逾怀许竭，澄彻泗滨休。路要多行客，鱼稀少钓舟。日开天际晚，雁合碛西秋。一派注沧海，几人生白头。常期身事毕，于此泳东浮。”(12) 诗的前段主要讨论了开河的动机，作者认为，隋炀帝开汴河(运河)，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嬉游，还有“或兼通楚塞”、“所思千里便”的目的。另一首代表作品是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其二)，这首作品更大力赞扬隋炀帝的开河之功：“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13)作品认为，虽然人们多说隋朝覆亡和隋炀帝开凿汴河(运河)有直接关系，但实质上汴河(运河)的开凿却使南北交通有极大改善，由此也加强了整个国家经济的联系与政治的统一。如果没有“水殿龙舟”这类事的奢糜与荒唐，单就开凿运河而言，隋炀帝的功绩并不在大禹之下。这实际上是指出，汴河(运河)开凿不为过，荒唐嬉游才是过。 随着对运河开凿的认识与评价越来越懂得一分为二，在诗歌作品中，人们也就愈来愈能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于是，晚唐又出现了一首更为别致的讨论运河开通是非功过的诗歌作品，那就是李敬方的《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14)作品认为：汴河(运河)开通对现实社会(唐朝)有利似乎成了定论，但这样的认识还不全面。就现实社会而言，仍然有利与弊的问题。汴河(运河)通航对朝廷是利，对百姓却是害，因为东南地区的“民脂民膏”不都是通过这条河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朝廷中去的吗？因此，不仅从历史角度看，汴河(运河)开凿有功有过，即使从当代来看，汴河(运河)通航仍然有功有过。这种诗歌作品中，对运河功过利弊的分析更进了一层，也更加辩证。 五代至北宋，人们在诗歌作品中仍然继续着对运河开凿是非功过的反思与评价。如朱存的《金陵览古·直渎》：“昼役人功夜鬼功，阳开阴阖几时终。不闻掷土江中语，争得盈流一水通。”(15)易士达的《汴水》：“千里通渠竟达河，万民力役怨声多。锦帆不送龙舟返，并覆亡隋入巨波。”(16)总的看来，这类宋人作品，基本上还是走的某些唐代诗歌作品的老路子，即只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隋炀帝开凿运河进行单纯的否定与批判。因此，诗歌作品仍然是只讲其过不讲其功，也就没有什么新的认识与见解。 但另一方面，对于北宋来说，运河发挥的作用比唐代更加重要。北宋统治者定都开封，使历史上长期以陕、洛地区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得以打破。其时，北宋与辽、夏形成长期对峙局面，北宋政府又实行“守内虚外”政策，经济上更加仰仗东南，因此，南北水运对密切京城与全国各地政治、经济联系的作用更加显著，于是，北宋政府加大了对运河改造、治理、疏浚的力度，由此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运河水系。这个运河水系向南沟通了淮水、长江、钱塘江，向北沟通了济水、黄河、卫河。其时，中央政府对南方粮食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运河是北宋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每年调入中央政府高达600万石的粮食中，大部分是取道运河(主要是汴河)运入的。正是这些“输粮来万国，积庾下千艘”的南粮，保证了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州无饿殍”。(17)因此，北宋政府特别重视这条水道的维护和治理。如淳化二年(991)汴河决口，宋太宗就强调说：“东京(宋以汴京，即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18)整个北宋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运河的畅通。但其时，运河水系因与黄河连接，受黄河有涨有落与泥沙的影响，水量时大时小，泥沙常常淤积，河床逐渐抬高。正如梅尧臣在《送王正仲长官》诗中所言：汴河经常是“黄流半泥沙，势浅见蹙澳”。(19)因此，宋王朝必须不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运河进行维护，这就给宋王朝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