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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中国文学史》/编撰史/《儒林外史》/经典化 作者简介：秦军荣(1973- )，女，湖北宜城人，文学博士，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小说、文学教育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所谓‘建构’，强调的是积累的过程，不是某个人的一次性决定。”[1]文学经典的建构有很多种方式，但是，在20世纪分科立学的历史语境中，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中国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因为“中国文学史与历史结盟，使它拥有了科学的强大背景，通过教育，又使它成为普遍的共识和集体的记忆，正统论的辨析，使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府权利彻底联系在一起，而一套经典及经典型阐释的确定，则使它又获得了永久的权威性和规范性”。[2]那么，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等便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鉴于中国文学通史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力，也为了行文的便利，在此，仅以中国文学通史，即《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为考察线索和范围。 中国文学的历史最早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早在1880年，俄国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就出版了汉学家瓦·巴·瓦西里耶夫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英国人翟里斯在1901年和德国人顾鲁梅在1905年分别出版了同名著作《中国文学史》，同时，日本人也编写了几部《支那文学史》①，而后者对中国人编撰文学史产生了较大影响。国人首部文学史是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版)，林传甲在序中写到：“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大学堂章程》曰：‘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撰讲授。’按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尚有中国文学史一帙。”[3]但是，从林传甲的编著来看，并未出现小说、戏曲的身影，也没有论及《儒林外史》。基于文化心理与批评范式的差异，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难免有隔雾看花之嫌，而国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从《中国文学史》编撰的角度看，《儒林外史》经典化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章节目录；二是《中国文学史》将《儒林外史》视为经典之作；三是《中国文学史》以较长篇幅多角度、多层次地批评、阐释《儒林外史》，赋予经典的魅力。 一、1904-1915：《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缺席 尽管中国古代有《文苑传》、《文章志》、《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志》等关于文学人物与事件、文体与作品的记载，但现代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史却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结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带来了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文学”成为大学普通的学科，中国文学教育渐趋专门化，出现了文学史、外国语文等新型知识内容。 在近代中国的新式学堂里，虽有西方新知识的介入，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旧学术的退场，“文学”仍主要是指文献或文章之学。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关于“中国文学门”主课“文学研究法”授课内容[4](包括文字、音韵与训诂的变迁史，文学观念的变异史，作文之法，文体流变史，文学的性质与名家论，文学读法，文学各类文体释义，中西各国文法，文学与他者的关系，文学优劣论等等)的规定来看，“文学”一词仍固守与袭用了其在中国古代的原初意义，即文献或文章之学。②诚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言：“文学者，有以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5]这种关于“文学”概念初始意义的延续构成了1915年以前编撰《中国文学史》的根本观念，并形成了以文章或文献知识为主体的知识对象。但同时，梁启超等人关于“小说”功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6]的大力宣扬，悄悄修正着人们关于“文学”外延的认识，使得“体格卑下”的小说、戏曲、词亦渐渐步入中国文学历史的行列，然着墨甚少，而《儒林外史》则处于缺席状态。 以此时期的林传甲、黄人、窦警凡、王梦曾、曾毅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为例，可分为两种情况： 1.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未将小说列入，遑论《儒林外史》 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京师大学堂为“历代文章流别”课程编写的授课报告书，讲义本于1904年印行。该著共计十六篇，内容涵盖了小学、经学等古代文献典籍，未见小说、戏曲、词等俗文学。 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脱稿于1897年，1906年出版，可算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分“文学原始”、“经”、“史”、“子”、“集”五部分，基本为国学概论。没有出现小说的影迹。[7] 2.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纳入，但未见《儒林外史》的踪影 黄人著《中国文学史》(约1905年前后出版)首次将先秦古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以及明人章回小说等写入文学史，对中国古代小说作了初步整理与研究，可惜止于明代。1917年，黄人在其编辑的《小说林》杂志第1卷发表《小说小话》一文，其间有关于《儒林外史》的评论：“如《水浒传》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之种种人物，并不下一提前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8]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假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延及清代，应该会有《儒林外史》的一席之地。 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把中国文学的历史分为四编：孕育时代(六经之迁作、诸子百家之朋兴)、词胜时代(词赋昌盛时期、由词赋入骈俪迴翔时期、骈俪成立时期、由骈俪转古文之迴翔时期)、理胜时代(古文昌盛时期、古文中衰时期、古文复盛时期)与词理两派并胜时代(驰骛时期、改进时期)，第四编第五十三节为“小说文之体变”，主要从语言的层面对小说文体进行论述，作品方面仅仅提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9] 曾毅在《中国文学史·序》(1915年写于日本，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印刷)中自称“系完全抄自日人儿岛献吉郎原作”。曾著第五编第十四章为清之戏曲小说，短篇小说方面主要阐述了清初李笠翁的《十二楼》：“然皆短篇，长者不过六七回，究无甚高论可称者”。长篇小说则独赞曹雪芹之《红楼梦》：“独曹雪芹《红楼梦》，一号《石头记》，以穿云缕月之笔、花团锦簇之文，无《金瓶梅》之秽袭、得《西厢记》之温柔，言情小说此为极致矣。”[10]《儒林外史》未能进入曾毅的文学史叙述视野。 总之，1910年代中期以前的诸种《中国文学史》中，皆未涉及《儒林外史》，换言之，《儒林外史》处于缺席状态。这一现象昭示了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学史草创期的尴尬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