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1980年至今：《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经典地位的巩固 19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带来了文化形式的逐渐开放，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大量涌入从根本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通变，关于“文学”的界定呈现出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相调和的状态，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为代表。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性交织组合，既体现了对纯文学观念与文学自主性的一定程度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必要妥协，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文化。另外，叙事学、心理分析学、考古学、文化学等不同的知识介入中国文学史，形成新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铸就多元阐释局面，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对《儒林外史》的阐释上。《儒林外史》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都是以专门的章节解读《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这些文学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版)、章培恒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郭预衡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为代表。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八编第一节为“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儒林外史》的思想，认为“《儒林外史》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25]536，体现了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与此相似，郭预衡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第十章第三节亦指出《儒林外史》“真实地描绘了康雍乾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从而揭露和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整个封建道德的虚伪”[26]。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文化学视角切入，融合叙事学、心理分析学等方法，从长篇结构的新形式、叙事艺术的新特点、讽刺艺术的新成就等三个层面对《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进行了深入的阐释[27]，给中国文学史编撰学语境中的《儒林外史》带来新的面貌。 总之，《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历史清晰地展示了《儒林外史》脱离缺席状态、登上经典地位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文学史书写就是依据时代赋予的价值准则、采用一定的阐释方法对作品进行阐释并形成一个体系的过程。这一体系蕴含着某种或某些可以被传承的价值规范，其背后有时代主流文化的审核与确认，通常被称之为传统文化的宝藏。因此，文学史的阐释便着上了权力化、权威化的特征，文学史的编撰史就是对作品经典性的鉴定历史。也正是近100年来《中国文学史》持续的权力化的阐释，才使《儒林外史》的经典地位赢得了历史的承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