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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让林纾最动怒的，应该还是芸渠所挖苦的“七十老翁，卖文为活”，故“师笑曰”最先承接“不倒霉”的话头，就此展开。林纾先后诞育七子五女，家累甚重，又常接济族人及故交，日用开支很大。翻译小说以获取稿酬，确为其重要的养家之道。甚至1913年准备搬家时，地点的选择也兼顾到距口译合作者较近，“便于译书也”(21)。在写给三子林璐的信中，因其游惰成性，林纾每常叹苦，故要求其“当念尔父百般劳瘁，所为何来？切须学好，用功做人”；语气中甚至不乏恳求：“一钱来处均不易，父老而力疲，须从俭为是，亦以体贴老父，即为孝子。”由于长期劳累，林纾的身体早已出现病状。在训子书中亦不妨说得明白：“吾年已六十有四，在理喘嗽之病日相侵寻，亦是老年常事。而吾蒙天之佑，常能耐劳，试问吾身尚有何望？”所望者即在儿子们的自立(22)。为子女笔耕不息的林纾老人，也正有值得人尊敬处。郑振铎于林纾身后，誉之为“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实可算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23)，相当中肯。与此相比，芸渠的讥讽不免失之尖刻。但其说仍不过是沿袭了傅斯年五年前在《新潮》对林纾反对白话文学心理的揣测：“苟不至于如林纾一样，怕白话文风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说卖不动了，因而发生饭碗问题，断不至于发恨‘拼此残年’，反对白话。”(24)这也是浅之乎视林纾了。 而由芸渠“洛阳纸贵”一语带出的“方今吴子玉用武力统一，那有功夫瞅字”，实为《书后》文中惟一关系时事之言。吴佩孚(字子玉)为直系军阀首领，当时在北洋各系中军事实力最强，驻守洛阳，操控政局。1923年4月，吴在洛阳大做五十寿庆，有人出多金请林纾作画，林“却之弗为”，《贞文先生年谱》谓为“久不直其骄横佳兵也”(25)。但其间亦不排除林纾亲近的徐树铮为皖系军阀的缘故。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皖系落败，徐亦被通缉。林纾或不无衔恨，故在此顺便偶刺之。 不过，在林纾的反唇相讥中，倒也透露出其当年真实的谋生情况：“吾每译小说，与舌人对分，一月不过六百元。今舍译卖画，一月到得千元。”可知，起码到1924年，卖画已成为林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按照1913年所收女弟子王芝青的回忆：“晚年求画者甚多，先生自定润笔，与其他画家不同的是索画先付润笔，茶几书架上常常堆满了纸绢，直到病榻上难以握管还在纸上摸索，他死后还欠了许多画债。”(26)老友陈衍的记述更为传神：“纾有书画室，广数筵，左右设两案：一案高将及胁，立而画；一案如常，就以属文。左案事毕，则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饮外，少停晷也。”故陈衍“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27)。如此辛劳，仍是为了儿辈。以至在去世前，林纾已病势沉重，“犹日作画数事，自谓以分诸子也”(28)。 至于林纾的翻译情况，此文也作了总结：“师每日必译书三千六百言，成书一百五十三种。”前者可视为林纾与合作者通常约定的译书字数，后者则为其自家认定的译书数目，尽管我们现在知道的林译小说成书已超过此数。而谓为“总结”，实在是因为此时距林纾病逝之日——1924年10月9日已经不远。 游戏文中的正经事业 《读〈益世报〉芸渠〈偶谈〉书后》完成，林纾将其寄给林仲易，附信曰： 方今盛行白话，余率性作白话一篇，将他奚落。不便付与他报，祈吾侄登在附张，与白话文及白话诗一堆混去，略略开心。余近来身子极健，故有此闲情。(29)在此先要说明的是林仲易的身份。林氏本名秉奇(1893-1981)，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父亲林作舟与林纾为友，林纾曾因仲易之请，为其父撰《清奉直大夫阳山县知县长乐林君墓志铭》。1917年冬，林纾在北京开设古文讲习会，林仲易亦来听讲。故1918年林赴日留学时，林纾为作《送林生仲易之日本序》(30)。1920年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林仲易即加盟北京《晨报》，并专任次年创办的《晨报副刊》编辑，编发了大量卓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31)。而撰写《偶谈》一文的芸渠应为北京《益世报》编辑王芸渠，该报“益世俱乐部”即由其主编(32)。可想而知，有此一层关碍，林纾的反击文章自不便在北京《益世报》发表。于是，交给以刊发白话文学为主的《晨报副刊》编辑、弟子林仲易，便是最合适的选择。 此文的出之以白话体，在林纾也有戏谑意，算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林纾并非反对白话文，而是反对“尽弃古文行以白话”(33)。因此，早在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上，林纾即发表过白话道情多篇(34)。1922年8月9日至9月15日，《晨报副刊》刊出署名“淑兰女士”撰写的《晋鄂苏越旅行记》，林纾也致函林仲易，大赞其文“用语体，字里行间，成有卷轴之气，闲闲以白描之笔，写南中山容水态，均栩栩欲活”，以为“必如是始成语体文字”。既极称其为“不易才”，故特意探问：“未知为何处人，吾贤曾否认识此人，可否介绍与老人相见。”(35)爱才之情溢于言表。而林氏也果然有眼光，此“淑兰女士”即为日后的著名学者冯沅君。于此亦可见出，林纾实将书卷气视为白话文必须具备的质素与底蕴。 而这篇师生合作的戏仿白话文终究没有刊出。据林纾事后写给林仲易的信中“伏卢先生识高于顶”一语可知，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反对发表此文；而“吾侄见事，良有卓识”，说明林仲易也赞同孙氏的意见。虽然孙伏园令林纾“拜服无地”的“持平论”现在不得其详，林仲易的劝解信亦未现身，但二人不愿挑起文坛新事端的息争之意还是可以明白体会出的。林纾回应林仲易“卓识”的“余那顾与此辈争雄头[斗]角”，以及针对孙伏园“持平论”所说“余七十有三之年，何必与人争无为之气”，都在剖白此点。尤其是《书后》文中对胡适的讥讽，在林纾说来，是既有些得意亦有些不平的“且胡适之经余指斥，而尚以谀词加我，本不必呶呶与辩”(36)；若在旁人如孙伏园与林仲易看来，可能生出的倒是不识好歹，甚至好心当作驴肝肺的感觉。 自我解释作文的目的与心态，林纾初时的“颇为难受”与“将他奚落”显然更本真；后来辩解为“如方朔之《解嘲》，以博阅者一笑，并无诋谰之词”，起码孙伏园并不相信。不过，寻“开心”、“游戏”为文，确也是林纾前后二书一致的表白，只是后信于此更多强调，且言及与性情相关：“然好游戏之作，效颦作白话一篇。”(37)采用调侃语气作文，自然可降低或缓和论争中的敌意，使其处在若有若无之间。但分寸其实很难把握，戏谑也很容易从善意的调笑滑向恶意的讽刺。但无论如何，林纾的性喜“游戏”并非遁词。熟悉其人者，多对林纾自认的“好谐谑”印象深刻。《福建文史资料》第五辑登载过两篇回忆文章，对此竟有相同的记述。世交子吴家琼(其父吴畲芬与林纾同任教于北京五城学堂)称：“林琴南平日风趣洒脱，快言快语，不存芥蒂。”晚年亲近的弟子胡孟玺亦说：“先生性极诙谐，居常以隽永洒脱之辞，作深入浅出之语，其脍炙人口者不可胜纪。”(38)只是，这样的隐情细节不可能为人人道，并期待人人知。为避免引发新一轮的文白之争，想来也有为林纾老人不致惹火烧身、安度晚年计，《晨报副刊》因此决意“不登”这篇“游戏之作”。林纾此时或许也觉得孟浪，不愿此文再现于世，故信末嘱林仲易“摧烧之可也”(39)。 虽说是笔墨游戏，在林纾其实也相当郑重。此稿篇首本有林纾所写“登出此文时，祈将贵报送我一分”的嘱咐，分明有留存意。如果放在林纾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来看，更可见其为延续古文命脉而拼死努力的悲壮心态。这场最终夺去林纾性命的大病起于1924年6月10日。其间，林纾曾扶病去孔教大学讲授《史记》中《魏其武安侯列传》一篇，随即辞讲席，并作《留别听讲诸子》诗： 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驽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 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40)留给学生的遗言，仍与1919年致蔡元培信中对“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41)的忧惧相同。临终前一日，林纾已无力说话，“然犹以指书子琮掌曰：‘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42)这已是真正意义上的遗嘱，其中凸显的是林纾对古文至死不渝的关切。 一篇游戏文，关联的仍然是林纾一生倾力的古文事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