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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的第四条意见是： 译外国小说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可更改原来的意思，或者加入中国的意思。须知中国人固有中国的风俗习惯思想；外国人也有外国的风格习惯思想。中国人既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外国人也不是愚下不移的庸夫。译小说的人按照原意各求其真便了!现在林先生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无良”，“某事契合中国先王之道”的评语；不但逻辑上说不过去，我还不解林先生何其如此之不惮烦呢？林先生以为更改意思，尚不满足；巴不得将西洋的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一律变成中国式，方才快意。他所译的侦探小说中，叙一个侦探在谈话的时间，“拂袖而起”。所以吴稚晖先生笑他说：“不知道这位侦探先生所穿的，是以前中国官僚所穿的马蹄袖呢？还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大礼服呢？”其余这类的例子，也举不胜举了!林先生!我们说什么总要说得像什么才是。设如我同林先生做一篇小传说：“林先生竖着仁丹式的胡子，戴着卡拉Collar，约着吕朋Ribbon，坐在苏花Sofa上做桐城派的小说。”先生以为然不以为然呢？若先生“己所不欲”。则请“勿施于人”(12)可以看出，罗家伦在这里还是抱着与人为善的“建设”态度。不过，关于吴稚晖的批评，恐怕是罗氏误记，此一出典还应着落在其师胡适身上。 此前一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也拟了三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办法”，第二条谈的是坚持白话文的立场：“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举例中即包括了林纾的翻译：“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这样译书，不如不译。”实则，商务印书馆1907年出版的“侦探小说”《圆室案》，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述”，与林纾无干。罗家伦以及包括芸渠先生在内的读者之所以发生误会，实在是因为胡适在此例前后，评说的对象均为林纾。但如果细味接下来的几句：“又知[如]林琴南把Shakespeare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Shakespear的大罪人，罪在《圆室案》译者之上。”(13)则胡适在林纾与《圆室案》的译者之间还是作了区分。 不过，张汤铭，甚至林纾在辩解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批评的张冠李戴，反而甘愿代人受过，只辩称“拂袖”当为“挽袖”之笔误。由此侦知，林纾其实并不清楚其说原始出处，故不惜大包大揽。更重要的是，胡适与罗家伦对于林译小说的不满，根本在于其不用“活”的白话，专取“死”的文言，走失了原作的口吻与精神。张、林却搁置此白话更宜于翻译小说的前提绝口不论，实在也是因为对外文的语体毫无感受能力。辩词的出发点于是落在认定以古文译小说为既成且当然的事实，论题也转弯成为译文语言风格的统一，与对手并未接上榫。 与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纠葛 还须考述的是何以五年间，林译小说出现了从“无过问者”到“洛阳纸贵”的巨变。芸渠认为，那根由端在胡适不负责任的表彰： 胡适之《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推崇林纾备至，谓林纾为有文学天才的人，甚至谓“古文之应用，自司马迁以后，都没有林纾这样的成绩。”可谓将林抬到天上了。 温彩嗣Wenchester谓文学须有永久的价值，一时毁誉，无伤毫末。林先生要为当代作家，却是自胡适这几句话一把他抬起来，他才不倒霉了，又要走运了。其实这里所说抬高林纾的只是胡适。至于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温彩嗣，又译温彻斯特(C.T.Winchester，1847-1920)，此前一年，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他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中译本(14)。芸渠撮述其意，在此乃偏重“誉”之无用，即谓胡适虽“将林抬到天上”，林译照样不具“永久的价值”。实则温氏本人连同其书，与林纾毫不相干。不过，林纾明显发生了误会，他没有注意或不了解新式标点中句号的功能，以为已经去世四年的温氏曾称道他，为之辩护，故言“感极感极”，甚至说要在六国饭店设宴酬谢。此话当然是戏言，但还是反映出林纾对外国“知己”的感恩心情。 而让芸渠大为不满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本是胡适1922年3月为《申报》创办五十周年专门撰写的一篇长文，收在申报馆1923年2月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纪念专刊中，次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其中对于林纾最高的评价，乃是与严复对举，许为：“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说到林译小说，胡适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他(指林纾)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究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的多…… 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这是胡适站在文学史家的立场，对林译小说所作的历史评定，自有合理性。芸渠却只顾坚守白话本位，因而对历史人物与文本缺乏必要的同情。何况，胡适在上述赞语之后，立刻表示：“但这种成绩终归于失败!这实在不是林纾一般[班]人的错处，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因为“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15)，从而透显出以白话为“活文学”仍是胡适论述的归宿与一贯主张。芸渠有意无意忽略了此点，对胡适的本意不免有所歪曲。 关于文言与白话的“死”、“活”，倒使林纾念念不忘，并假托茶花女之老书新戏，调笑一番。林纾自嘲其初涉译坛的成名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为“老茶花”，乃是因有时事新戏《新茶花》自晚清以来一直以京剧、话剧等形式在上海舞台热演。于是，针对芸渠所述时人“语及《茶花女》，叹赏累日，或攒目[眉]互语，叹林译小说，何竟走遍市廛无处购也”，林纾故意调侃：“我意寻《老茶花》是死的，无可言晤；不如找《新茶花》是活的，可以吊膀，到还有趣。”只是，这样的嘲笑在林纾固然颇为自得，然而已有些无聊。 更有甚者，胡适称赞林译小说对于古文的应用，取得了司马迁以来所没有的大成绩，本是诚心言好；林纾反而就此发难，用司马迁的受宫刑与自己1922年8月间的大小便不通(16)类比，称为“极大忌讳”，“只好战战兢兢，写一个心领谢帖，挡驾完事”，表示拒绝。尽管林纾自白，“有时称许不伦，颇为难受”(17)，应是其回应胡适诸言率性而出的原因，但迹近恶俗仍不免是笔者读后的印象。而如果稍微留心胡适所说，不难发现，其并未犯下林纾嘲讽的“比我为司马迁”一类的错误。只是，林纾对司马迁实在是高山仰止，研读有年，故翻译小说时，也会发出“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18)的感叹，以致错会了胡适文意，引司马迁自比。实则，林氏对自家古文已有定位，所谓“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19)。正因有着这样的高度自信，林纾才放出“即有百个胡适之，亦扶不起；即有千个某杂说[志]，亦踩不倒”的豪言。根本说来，林纾始终最看重的是其古文，而非翻译小说，按照老友陈衍的说法，那情形竟至为“琴南最恼人家恭维他的翻译”(20)。无怪乎胡适的好心，因赞的不是地方，林纾并不领情，反会生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