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情境诗学”与近世诗歌价值的开掘 毫无疑问，近世诗歌必须建立新的诗学话语及其评判标准，不能仅仅是经典诗学笼罩下的作家作品排座次。非经典作品在烘托陪衬经典作品的伟大价值的同时，应该另有其不泯的丰富价值。前述近世诗歌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的倾向，还多是现象描述，有必要进一步提炼出一个更具概括力和涵摄性的诗学术语。笔者以为，“情境诗学”也许是一个可供讨论的选项。 因为无论诗歌的日常生活化还是地域化和私人化，都必然落实为一种具体的人生情境。日常生活化指向最基本、最朴素的人生情境，地域化指向空间细化后所感受到的人生情境，私人化则指向最个性化和内视化的人生情境。这里的“情境”不同于王昌龄《诗格》中所提出的“情境”，《诗格》的“情境”重“情”轻“境”，更多是将“境”视为“情”的后缀，两者并不对等，而本文的“情”与“境”则更具对举平行意味。“情”指的是一种主观化的感受，近于心灵史性质；“境”指的是一种外在境遇，近于生活史性质(12)；以之类推，为了纪念和记录人生而呈现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的近世诗歌，其“纪念”近于“情”而“记录”近于“境”。令人欣慰的是，近世诗歌和诗论中的“情境”虽各有不同意指(13)，但也不乏近于心灵史和生活史性质的可供借鉴的诗学资源。如“事境”的提出就强化了“境”的叙事意味。近世以降，诗歌的行为性、动态性、过程性的内容有所增加，叙事性增强已是不争的事实(14)，增强叙事显然更利于人生境遇的记录，因此古人又常以“事境”视之，甚至以为“情”必借“事境”始能出之。如明张鼐曰：“古之人得于中，而口不能喻，乃借事境以达之。”[11]清翁方纲所论更为深刻，他对王士禛那些以神韵见长的诗作从“事境”等角度提出了批评： 若以诗论，则诗教温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为节制，即使以神兴空旷为至，亦必于实际出之也。[12] 惟其须知渔洋于诗教总汇众流，独归雅正矣，而乃不得不析言其失。其失何也？曰：不切也。诗必切人切时切地，然后性情出焉，事境合焉，渔洋之诗所以未能餍惬于人心者，实在于此其少为。[13]在翁方纲看来，如非“切人切时切地”的亲身经历，事境便不能真切，“理味”、“性情”也不能出之，“神兴空旷”更无从谈起。王士禛那些不切事境的诗歌，不能算做“惬于人心”的佳作。翁方纲已看到“性情”与“事境”的统一性，可惜没有对“性情”与“事境”进行诗学理论上的再度提升，反而以“肌理说”统摄一切诗歌，又回到“经典诗学”的老路上。其实，近世诗歌和诗论文献中，较早将“情境”概念与“事”相联系的可以追溯到元代的陈绎曾，他在《静春先生诗集后序》云： 情发为诗而生于境。使诗真出乎是，而居苍莽、遇□莫，虽欲为富丽雄伟，不可得也。居顺境者反是。□其居而习焉者为主于内，即其遇而感焉者万变乎前，二者合而见乎辞，诗之体于是不一矣。十五国之诗，音声情态，往往不同，居使之然也。《周》变而《王》，《豳》易而《秦》，遇使之然也。夷考其衷，《王》、《周》、《秦》、《豳》，歌哭虽殊，本音犹在，欣戚虽异，故态未志。习之主于内，盖有不可得而变者矣。楚骚以降，家殊人异，情境之真，未尝求异古人，当有自能成家者。……清(情)境之遇，错然百变，而平和祥雅主于中者，固蔼如也。严古似建安，工致似三谢，娴冶似徐庾，冲澹似陶元亮，合数长而引之。于律度盖近取之王介甫，就其资与学而发之，于所居、所遇不失情境之真，斯可谓不求异古人而自成能家者矣。[14]陈绎曾强调“情生于境”而“发为诗”，境之“遇”虽百变，而因境之“居”“主于内”，故有不变之“本音”。他的“境”虽包含静态之“居”与动态之“遇”，但无疑更看重静态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而较为忽视动态的“境遇”。明代何白的“情境”也值得注意，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 或持一说者，以为诗为心声，直抒吾之所欲言。情境无尽，吾诗亦无尽。当其目之所触，牛溲马通，无非上药，外无乏境，内无乏思。此论未尝不合作者之旨，但取材太杂，则有秽冗之讥，矢口成篇，复伤率易之病。究其归宿，不过词家一丛谈小说部耳。虽胸次如洗，殊少淘汰谨严之法。[15]何白的“情境无尽”、“外无乏境，内无乏思”其实已有点接近生活史和心灵史，可惜他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说这段话的，对“情境”缺乏更深入的讨论。到了晚清的杨沂孙，终于在心灵史与生活史这一路向上，拈出一种明确而积极的“情境”来。他在《粤寇陷虞，予家与赵次侯避地崇川，同治元年十月，次侯检示家乡所作诗稿，读之不胜今昔之感，爰系以诗》中写道： 古人多悔少年作，每欲焚弃费搜索。我谓书画文章与年进，加以见闻阅历增开拓。是以中年以往所作始苍劲，不同少年初学犹薄弱。独是诗歌则不然，早岁亦复有寄托。因境生情写以诗，境遇诗留情有着。情留既难忘，诗留何必削。况乃性灵流露任天真，春水方生异冬涸。……朅来示我昔年诗，岂意清词未零落。因此昔年情境留不忘，朋辈平生寄欢若。卷中情境我亦与，惜无诗篇记隐约。我读君诗倍惘然，愿君莫把彩毫阁。渡江以来诗几何，不计妍媸记忧乐。此情此境如何过，由后视今如视昨。知君欲作诗史示后人，我先睹之引深酌。[16]很明显，杨沂孙所说的“诗史”不同于赠誉杜诗的“诗史”，而更侧重于个人的生命史和生活史。正是这种个人化的境遇，使人触境生情，而以诗歌表现之，从而使“情”有了赖以附着的基础。情既借诗中之“境遇”得以不泯，诗亦有了存在的价值。诗歌只要能够再现“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具体历史情境，即能获得一种进入过程的在场感，达到“昔年情境留不忘，朋辈平生寄欢若”的目的。可以说，杨沂孙关于“情境”的论述是相当辩证和精彩的，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无独有偶，晚清周鹤立《匏叶龛诗存》自识也表达了相近观点： 诗不足存，存所遇也，所遇亦不足存，存夫师门之奖励、友道之切磋，即筮仕以后上交下交、相孚弗替，虽极艰难困苦、琐尾流离，几迫于颠踣，而卒能履险如夷者，未始非文字因缘默相维系也。……至于区别宗派，沿溯源流，则茫乎未有所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我所欲言而已，岂敢树坛坫、争敦盘哉。[17]周鹤立甚至自谦说写诗不是为了纪念自己，而是为了纪念师友对自己的帮助，其间的因缘际会，诗歌也常扮演重要角色，自己因附丽于群体而得有存在感，并无在诗史上争一席之地的念头。杨、周的诗学主张完全不同于古典诗学兴象玲珑的审美理想，反而将诗歌看作人生的一种纪念，一段生命中的回忆，诗的日常化不仅是题材的日常化，而是功能的日常化，不是诗道高雅，而是日常应酬之道。于是，历史的感悟、日常的琐碎、生活的智慧、人生的回忆、情感的多变、心灵的深邃，共同交织成生命的复调。在生老病死面前，经典作家与非经典作家成为同样的存在。正像一百个人都同样努力工作，虽然最后成功者可能只有一个，但不能说另外九十九个就没有意义，过程中种种复杂的情境包蕴着无限的可能，价值和意义即在其中。近世诗歌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也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之中被重新赋予了价值和意义，“情境诗学”由此可以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观照诗歌的一种方法。如我们喜欢以流派区分诗人，但这些流派的标准显然是静态的、后设的，不能照顾到丰富的历史情境。于是清代中叶后诗人但凡言“性灵”必归诸“性灵派”，没有注意到“性灵”实可泛指内心世界，不同诗人所说的“性灵”内涵和外延并不一致，不尽属于“性灵派”的范围，即使是被文学史定位为“性灵派”主要代表的张问陶，其《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云：“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诸君刻意祖三唐，谱系分明墨散行。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他根本不承认自己诗歌与袁枚之间的联系。同样，我们从其他被划归某派的诗人作品的具体情境中，也常会发现对诗歌流派的划分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一个诗人对待同一个对象的看法，在不同情境下也常有所变化。杨沂孙曾深刻批评过那些胶柱鼓琴地理解归有光评点的人：“震川先生治古文，自谓得力于《史记》最深。每下第，辄取《史记》重读而评点之，计传于世者不啻十数本，其见地用意，前后不同，各有所主也。夫一人之诣，阅数十年而不能同者，后之人乃据其一时之见，而以为精意在是，可乎。”[18]因此，从“情境诗学”的立场看问题，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问题本身的丰富性，做到不过分削足适履或厚诬古人。而且，即使站在历史学维度，“情境诗学”也有其积极意义。 中国历史常被人讥讽为一部“帝王将相史”，梁启超《中国之旧史》即云：“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美国学者福尔索姆也说：“在中国史研究中，历史事件、制度和人物太多地散发着一种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气息。中国人的浓烈的温情和仁爱消失在职官名称、章奏和上谕的一片混杂之中。只凭变换那些著名官员的姓名就可以在实质上完成你对历史的叙述……传统中国史志和传记的特质，其中固然有我们需要的原始材料，但是通常却缺乏私人生活情况的记载。一个中国政治家的政绩会被详细记载下来，可他的生日却通常付之阙如。中国的历史记载是从国家的观点来写的，因而，查寻历史人物的七情六欲的任何努力通常都会一无所获。”[19]但是大量别集的存在，如果从“情境诗学”的角度看，不正是活生生的个人之史么？尤其是诗歌，常被看作生活的结晶，也凝聚着个人的精神和情感，从中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的生命活动和心灵呐喊。如韩崶的问梅诗社，其《还读斋诗稿》载社集次数达一百四十六次，似乎无关国计民生，却是地域文人密切交流及个人生活史和生命史的形象写照。不妨举一个例子：晚清常熟穷秀才翁苞封，授徒为生，又经商从事借贷，负债后避走山东，妻儿在家困苦万状，两儿不幸相继夭折，作者吁天呼地，写出《追悼亡儿》一诗： 忆昔我为山左游，两儿幼小不解愁。大儿髫龄方六岁，小儿才过岁一周。老妻含悲下楼送，强忍径走不回头。当时未拟长游衍，客怀日日思乡县。懒云倦鸟知有时，头角峥嵘会相见。不道一年长子殇，七龄弱息死痘创。得书痛定旋自解，尚有一儿两岁强。既非巢覆无完卵，一雏虽失犹未妨。况我时时动归思，得归只在少得志。一索再索瓞重绵，此后添一意中事。岂知落落寡世缘，飘泊天涯竟十年。鹪鹩一枝借方稳，恶耗千里惊来传。顿悟浮踪诚枉道，急趣归装装草草。顾外原非素位行，春梦醒时人已老。归来惨淡旧柴门，满目萧条见泪痕。自顾依然穷措大，抛书浪走吾之过。病妻瘦尽旧形容，孤苦伶仃人一个。妻言忍死盼天涯，为有征人未返家。大局还宜为君顾，苟延免使路人嗟。徐溯频年勤鞠育，始自孩提至入塾。八岁读竟四子书，十岁能书字盈幅。内而稼穑知艰难，外而庆吊走亲族。上而春秋入祖庙，奔走豆籩礼数熟。时而母忽病支床，兀坐床前不易方。侍汤侍药颇知谨，手能执爨口能尝。有时纳凉坐夜月，唐诗雒诵声琅琅。窥测人情度事理，出言辄中成人似。母抚儿喜儿亦喜，人言翁子真有子。子弟能佳事最良，境虽贫困亦寻常。不望阿爷归载宝，望爷归乐宁馨郎。何期生命薄于纸，奇疾忽撄来若驶。医言喉风不可为，十一岁儿三日死。一番听罢黯神伤，不是儿亡是我亡。此后诒谋竟安在，孽由自作何由悔。伯道虽知有命存，西河抱痛宁无罪。我离老父事远游，劝驾者谁歧路绐。本之不立末焉生，宜我块然如木瘣。君子达天无惧忧，穷通悟彻敢怨尤。妄想妄求前日事，吾生今始知行休。中夜忽然狂叫走，无后不孝伊谁咎。庙中何以对祖宗，地下无由见父母。浃背但觉汗流浆，抚膺频呼负负负。吁嗟乎!命在难从造物争，安贫守拙了馀生。堪叹迂儒不悟此，谬作牢骚鸣不平。[20]此诗艺术上不能说很高明，语言也很朴素甚至有些粗糙，却如闻人当面泣诉命运的残忍和精神的绝望，“不是儿亡是我亡”的万念俱灰，“中夜忽然狂叫走”的惊狂失控，“地下无由见父母”的愧惧苦痛，仿佛场景就在目前，有一种进入历史情境的真切感，你能说他没有感染力和文学价值？ 总之，当我们拿起逻辑与历史的“手术刀”，对这些精神密码予以解剖，在具有丰富意味的私人化和生活化细节中，分享其生命史、生活史、情感史和心灵史，使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流年碎影”重新映入人们的视野，让那些芸芸众生的生命过程被人们真切感受。我们也因而可以勾连古今，修复正经正史与私人记忆之间的断裂和龃龉，使有限的人生得以无限的拓展，也使宏大政治与宏大文学叙事之外的世界得以逐渐丰润，历史和文学因而变得更加丰富迷人。“情境诗学”在这个层面上，使海量的非经典作品获得了更加堂堂正正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