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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 中国古典诗歌体式至唐大备，后世并没有产生出以往没有的新形式。在这相对稳定的形式中，唐诗和宋诗可说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基本审美范式，元、明、清诗歌大体都可以划归到这两种范式中，如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所言：“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2]唐宋诗之争由来已久，且研究成果丰硕②，这里不拟详说，但相较于唐诗，宋诗写作更具日常生活化的倾向，这是共识。仿佛所有高雅浪漫的题材被唐人挖掘一空，宋人大量转而向日常琐细生活要诗料，不仅咏劳动者的水车、秧马，也咏文人的笔墨纸砚，还咏人类共有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感受，如理发、洗足、服药、食粥、打瞌睡、肚子痛等。由于某些相对生新的题材在原有的诗歌遗产中较难找到对应的雅语，故吟咏中又常采用日常用语，从而造成了宋诗题材和语言的双重日常化取向③，而且这种日常生活化，愈至后代愈见全面和详细。内藤湖南说：“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3]宋诗的日常生活化，可说是近世诗歌乃至近世文学的一个总体特征④。 近世诗歌除了日常生活化倾向外，还有一种地域化和私人化的倾向。即诗歌不是追求建立普泛性和共享性的话语权力，而是呈现地域性甚至私人性的话语空间。地域文学的意识，一般认为自宋代开始，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江西诗派”，即出现在宋代。明清两代进一步呈现出多元的文学格局和地域特征，蒋寅先生曾令人信服地指出：“明初开国，由越派、吴派、江西派、闽派、五粤派瓜分诗坛的局面，可以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预示了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清代的文坛基本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4]近世诗歌对于私人生活及生命的体认也逐步加重，陈寅恪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词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5]“释古典”即释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考今典则是考作者本人的处境和心情。“古典”较之“今典”，更能跨越地区差异和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但近世诗歌的今典和自注现象却大大增多；不惟如此，近世诗歌的诗题，其时间、地名、事件的交代都更加明晰；近世诗歌的诗集后还常附入年谱，自传意味增浓等⑤。这一切都使其带上了私人生命史和生活史的意味⑥。 清代诗歌，有几个现象值得玩味。一是几乎大部分诗家都或多或少地创作有竹枝词，而竹枝词是风土味很浓厚的一种诗体，似可反映清诗地域性的增强。二是怀人诗的大量出现，动辄数十甚至上百首，如陈用光有《秋暮怀人诗十五首》，朱珩有《岁暮怀人二十六首》，宋咸熙有《怀人诗四十首》、《后怀人诗三十首》，蒋攸铦有《雪鸿纪迹六十首》，朱文治有《再续怀人诗六十首》，金亚匏有怀人诗七十首，石椿有怀人诗百首，万慎子《南昌旅次怀人诗百首》(作于民国三年)等，以上仅是就道光以降诗坛略举数例而已。三是“感旧诗集”的编纂，即将师友诗作选编成集以兹纪念，如王士禛的《渔洋山人感旧集》收顺、康两朝与自己有交游的诗人333位，诗作2572首；吴翌凤的《怀旧集十二卷续集六卷又续集二卷女士诗录一卷》仿王渔洋《感旧集》之例，取五十余年来所录前辈及同好中已往者之诗，编缀而成；张之洞亦辑有《思旧集》，选编十八位昔日友人诗作。怀人诗的写作与感旧诗集的编纂，其实都饱含着对昔日人事的感怀和眷恋。四是清人爱将值得纪念的经历绘制成图，并自题或索题他人诗词⑦，如钟令嘉有《自题归舟安稳图》七首，毕沅有《自题慈闱授诗图》四首，长沙瞿氏《分灯课子图》载有熊少牧、左宗棠、曾国荃、郭嵩焘、俞樾、曾纪泽、张之洞、王闿运、陈三立等诸家题咏，钱士青《机声灯影图》题诗者多达一百四十三人⑧，章寿麟的《铜官感旧图》亦有百余人为之题咏，莫友芝的《影山草堂图》也索题友朋诗文甚夥，他还为老友陈锺祥的《十年鸿爪八图》册子题诗(诗题《息凡示〈十年鸿爪八图〉册子，各系一詩》)，等等，图文并茂的方式，使生命的追忆和人生的品味更显华茂深情。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倾向，与近世诗学观念、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的变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典诗学体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唐诗经典作家作品(即陈廷焯所谓的“精绝者”)高度推重的基础上，由此形成的评判优劣标准，如风雅、格调、神韵、意境、气象，乃至陈廷焯标举的“沉郁顿挫”等，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阐释传统，并能较为契合近代以来的“纯文学”观念，在今天文学史研究中占据主流位置，可称之为“经典诗学”。其中，“诗道高雅论”是“经典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诗，雅道也”[6]，风雅、古雅、典雅、雅正、雅净，以及意义相近的脱俗、出俗、拔俗、避俗、超俗等术语，无不彰显着诗道高雅的传统[7]。面对宋代诗歌日常生活化或世俗化的创作实际，该如何调和它与“高雅”之间的矛盾呢？宋人的智慧是将“俗”暗暗统摄进诗道高雅的传统里。北宋梅尧臣论诗已有“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之语，经黄庭坚转述后影响甚巨[8]，黄的“点铁成金”论即可视为此论的翻版；苏轼亦言“街谈市语，皆可人诗，但要人镕化耳”[9]，“街谈市语”本是日常生活的俗语，但经过“镕化”，方能转俗为雅。吴可《藏海诗话》谓陈子高“‘江头柳树一百尺，二月三月花满天，袅雨拖风莫无赖，为我系著使君船’，乃转俗为雅。”[10]亦同此意。经过如此创造性的转换，近世诗学观念中的“高雅”实际上已与唐代论诗标准貌合心离。 从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来看：近世以来下层文人的数量呈增加趋势，他们虽然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毕竟不在上位，并不迫切要求和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功能⑨。他们中的部分人固然重视自己的诗人身份、诗歌使命和诗坛地位，但也有很多人并未将诗歌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神圣事业⑩，亦无意在诗歌上与前人较长计短，因此不必追求诗歌内容的崇高和艺术的创新。所谓渔樵耕读，各司其业，诗歌对于这些文人是份内之事，是其生活和生命的自然反映，或是消遣岁月的智力劳动。这样的诗歌不仅可以用来抒情言志，也可以用来干谒求助、交际酬应等，如我们从近世大量唱和诗，包括技巧上乏善可陈的唱和诗中，可以深刻体味到种种复杂的社交礼仪和人情世故。于是诗歌不仅在题材和语言，而且在功能上也趋于日常化或世俗化。诗歌变成了世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成了人际关系的一张美丽名片。社会性与文学性、俗与雅的界限在这里似乎消失了。 如果按照唐代“经典诗学”的标准，这些诗歌自然无单独讨论的必要，甚至宋以后直可谓无诗(11)。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太过单一，无疑会损害对文学整体性的理解。文学首先是人学，经典诗学只是人学也是文学的一个部分，人学和文学还有更丰富的内容。经典诗学面对占绝对数量的非经典作品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它当然也不能有效解释宋以降诗歌发展的实际。我们该怎样激活那些沉寂或沉睡多年的巨量诗歌资源，使中国诗学焕发新的青春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