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万物澄净之时所看到的物象，正是天真自然的状态；这里所说的“澄净”不妨看作诗论家的比喻，是对创作者精神状态的象征。至于如何获得精神上的“澄净”状态，王昌龄特别强调，创作时要有自然勃发的兴致，不要苦思勉强： 须屏绝事务，专任情兴。因此，若有制作，皆奇逸。看兴稍歇，且如诗未成，待后有兴成，却必不得强伤神。(62) 只有兴致勃发，诗人才能“安神净虑”，进入精神上的“澄净”状态，所谓“取用之意，用之时，必须安神净虑”。(63)而“安神净虑”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诗人才能“心通其物”，得物之天真与自然，所谓：“目睹其物，即入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言其状，须似其景。语须天海之内，皆纳于方寸。至清晓，所览远近景物及幽所奇胜概，皆须任思自起。”(64)其中，“言其状，须似其景”“所览远近景物及幽所奇胜，概皆须任意自起”，都强调了诗人对于物象的表现，要得其自然之状。 盛唐诗论侧重物象表现来谈论意境，物象表现以天真自然为尚的旨趣，在司空图的“韵味论”中都有明显的改变。从盛唐、中唐以“境”“象”论诗，转向以“味”论诗，甚至在“味”的基础上，提出“味外之旨”，这透露出对诗歌主观审美感受的更多强调。审美感受的形成当然离不开具体的艺术形象，以“味”论诗的司空图也并非不关注物象的刻画，但是他对于物象的表现，更多地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趣，弱化了天真自然的取向，物象受到诗人主观构思的强烈变形、重塑，这就使人工之力在意境形成中的意义大大增强，这也是司空图“韵味论”相对于盛、中唐之“境象论”的显著变化。这种差异，与其创作基础的不同有直接关系。“境象论”更多地建立在盛唐风神秀发、天真自然的诗歌艺术之上，而“韵味论”则与中晚唐渐重人工，追求锻炼推敲的诗风有密切关系。 司空图用以评价王诗的“澄澹精致”，就很突出主观意趣和人工锻炼，正是其韵味论理论新意的折射。“澄澹”看似淡然无意，其实主观意趣有鲜明的呈露，陶渊明的平淡诗风，其抒情摹景所采用的素淡风格，对某些清淡风格意象的大量使用，鲜明地传达了精神上的恬淡之趣。以秀句著称的谢灵运，精于物象的描绘，色彩情态充满丰富的变化，但这些富于自然之致的物象所传达的主观感受，有时并不那么突出，甚至给人以纯客观描写山水的印象。我们如果对比韦应物与王维的诗作，也会感受到类似陶、谢的差异。风格平淡的韦诗，其欲传达的闲雅超然之趣，总是透过平淡的字句强烈地传达出来，而清秀明丽的王诗，其幽绝辽夐的气息，却总是在似有若无之间。 “精致”作为一种注重推敲锻炼，并对锻炼之迹刻意呈露的表现方式，显然也对主观体验呈现得更为醒豁。以直观自然为尚的王维诗作，其所要表达的情感意趣，常常浑涵万状，难以指实，而韦应物、司空图对语言的锤炼，极大地强化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某种特定意味。当然，王维诗作情意浑融乃至缥缈，难以指实，绝非“无味”，而是有着难以具体把握的“至味”，而韦应物、司空图这种因人工锻炼而呈现的主观体验，其丰富性实在王诗之下。但是，推敲锻炼与平淡的风格，总是比较鲜明地引导读者去体味诗作的情味，而不像自然明秀的作品，其对自身诗意的启发常在似有若无之间。 “澄澹”和“精致”两个评语，更能反映中晚唐以后平淡内敛、渐重人工之作的独特艺术特点。司空图用如此富于“韵味论”色彩的评语来评价王维诗作，出现失真也就并非偶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