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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 海登·怀特指出：“历史永远不仅仅是谁的历史，而总是为谁的历史。不仅是为某一特定意识形态目标的历史，而且是为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公众而书写的历史。”[16]历史学家“基于一种逆向的因果关系”，即“知道一个结果，我们在时间中回溯它的原因”[17]。正基于此，使得对历史事实的叙述由简单的按时间序列进行描述转变为一种按逻辑论证进行推理的过程，以此印证了克罗齐“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的论调[18]。 鲁迅的写作都是在主体和主体置身的语言之间进行思考。主体不可能直接面对整个真实，因为置于人们眼前的真实本身不蕴含价值，处于无序状态，从而使得主体无法安身立命，只有通过一套符号秩序(symbol order)，从语言中寻找栖息地，才能让他真正理解世界的样貌。正如硬币的两面，主体在建构符号秩序的同时又将为他苦心经营的符号秩序所桎梏，忽视了符号秩序只是真实的替代品，而在主体无法悉知的符号秩序之外，却存在着无法直面的真实。这一悖论的存在让天真乐观的启蒙主义者垂头丧气。鲁迅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直在苦苦寻找一种话语的可能，让主体在符号秩序之内，觉察到符号秩序之外的真实。 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的过程中，完全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古今界限分明的传统经典范式，创造了古今杂糅、虚构与纪实杂存的艺术旨趣，历史成了现实存在的镜象，许许多多的生活现实都从历史的镜象中折射出来。陈国恩指出：“鲁迅小说叙事艺术的魅力既不在于对真实人物的真实行为和内心真实的叙述，也不停留在对历史结构的模仿阶段，而是在已成为历史记忆的真实的人类经验和个人性的虚构想象之间建立起联系，在过去的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之间形成叙事空间。”[19]在《故事新编》中主要体现在鲁迅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即历史时间物质化、历史人物世俗化以及历史事件戏谑化，不仅消解了神话、传说以及历史人物的神圣与崇高，同时也是对历史与传说的重新建构。 (一)历史时间物质化 历史时间正是在人们对历史存在和运动形式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展开了时间所负载的历史叙事图景，历史时间是通过对人和活动、人的成长以及社会发展进行叙述，从而向人们讲述历史。“历史时间的可逆性是存在的，但它必须存在于底层为自然时间的基础之上，即存在于一个不可逆的惟一内禀物质中”[20]。 在《故事新编》中，好些作品的时间刻度用吃食来衡量。《采薇》中出现最多的是“大饼”意象，充分展现了伯夷叔齐不断产生出来的饥饿感和物质欲望，对追求名节和声誉的伯夷叔齐构成了莫大反讽。人们可以通过烙饼的大小变化来了解战事进展，也可以用烙多少张饼来计量时间。鲁迅用“烙饼”这个日常化动作来界定和标志历史时间，一方面自然有其所说的“油滑”和“戏说”历史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伯夷叔齐的人物性格，把伯夷叔齐作为遗老不知变通、恪守传统的礼义道德的老朽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铸剑》则用换松明、煮小米粥等琐事来作为计量时间的手段，并以此来叙述一个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鲁迅用“换松明”来计量时间，把眉间尺性格的犹豫和怯弱展露无余，用“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来表现眉间尺的焦躁性格。而小说起用这样一个矛盾性格的人来担当复仇者，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想法，而整个故事的发展都在荒诞的氛围里进行，用“煮熟三锅小米的功夫”来表示众位王妃和大臣讨论如何打捞办法的时间把这种反讽效果推向最高点。复仇与生命存亡等严肃话题被“换松明”、“煮小米粥”等日常行为所消解，从而完成了对宏大的复仇史诗的解构，凸现出历史时间与现实生活的双重悖论。 (二)历史人物世俗化 鲁迅用一种“油滑”的语言和悖论式结构，剥掉了古人身上庄严而神圣的外衣，让其从高高的云端跌落到世俗的现实，使其面孔变得异常清晰而真实，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所建构起来的英雄崇拜。旷新年认为，《故事新编》中鲁迅是极度自由地去凝视历史文化中的巨人。这些一代又一代被叙述，被语言浪漫化地建筑起来的人物于是在鲁迅的凝视下被还原了。在鲁迅的凝视中，他们脱落了他们的装饰，只剩下肉体，即生命，直至凝视至骨头，人的最深的层次[21]。人们往日崇敬的英雄、圣人在去神圣化后变得滑稽而可笑，国粹家眼里辉煌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与文明随之黯淡无光，深刻体现了鲁迅的强烈危机感与绝望感。 在《补天》中，鲁迅没有继续演义女娲造人的神话，而试图恢复其自然神性，有意创造出关于“起源”的“现代神话”。从女娲醒来，在空寂的世界里造出了人开始，到最后交待了女娲死后的情形，小说的每一段都向前一段召唤失去的世界，将油滑的此在与原初的存在相连，不断逼近时间先在性，同时也质疑了这个世界的自足与稳固。鲁迅最初的构思带有创世神话的意味：女娲创造了世间众生，也因此耗尽了自己而死去。然而原定的结构却因为意外而毁坏，这意外显然不是来自外界的，而是触及这结构本身内在的隐患。古衣冠的小丈夫手持“一条很光滑的青竹片，上面还有两行黑色的细点”[6]364，暗示了文字的出现，伴随文字出现的是对自然创造设下限制的礼义廉耻等国之常刑。而文字的出现对女娲的造物进行了彻底颠覆，也暗示着文学既是创造，也是创造的消亡。 羿作为传说中的英雄，他射落了九个太阳，除掉了为害老百姓的封豕长蛇。而《奔月》中英雄的神话被夫妻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所替代，羿已经完全失去了英雄的光环，沦为凡夫俗子，他整天都在为日常生计而疲于奔命。然而他又不得不自食成为英雄后的苦果。他只能陶醉于昔日的英雄壮举，而对今日的窘境却束手无策。平庸的生活让他不停地退却与让步，甚而至于走到了生活的对立面。面对俗世的拷问，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同时，昔日的英名反成今日的负累，使他如同进入“无物之阵”，有一种找不到对手的悲哀。在英雄与凡人的博弈中，羿俨然成了生活中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最终难逃英雄末路的凄凉结局。 鲁迅笔下的故事、神话总是预埋着宏大结构，而在油滑面前已不可复得，只是嘲弄的对象与篡夺的替代，在新的叙事结构面前，人们看到的是创造消亡的神话，以及一个油滑时代的反神话。鲁迅把不可复得的神话世界拉进我们身处的反神话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