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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意识的现代转换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每一部历史首先是一种言语的人工制品，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的产物。”[9]同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叙事都是一种时间性的暗喻。”[10]245历史被视为现实世界的隐喻、借鉴或说明，也为世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鲁迅把史书看成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里面充斥着“瞒”和“骗”的伎俩。他深知历史的真义，在古与今的纵向对比中，“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11]149。在鲁迅看来，由于历史言说的主体不同从而产生出不同的言说方式与历史文本，“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11]17。因此，鲁迅强烈主张：“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明其妙。”[12]不难发现，鲁迅对中华民族宏大的历史经典文本并没有顶礼膜拜，而是用一种全新的手法去解构中国传统历史文本，并成了鲁迅历史小说创作的应然选择与追求。 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出发点是“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13]，故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在发掘“历史”的同时又创造了“历史”，他十分在意情节的“故事性”，同时也注重故事的当下性与寄寓性，他借历史说话，在言说历史的过程中将自身的主观好恶贯穿故事情节始终。王富仁指出，《故事新编》的题材虽然是过去的神话和历史，但是叙事是现在时的，而且鲁迅小说永远是现在时的。就事件而言，鲁迅小说所叙述的事件本身几乎是没有意义也没有趣味的，即便有，也不是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和趣味[14]。鲁迅猛烈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并且指向其思考的当下现实语境。《故事新编》关于历史的体认，在鲁迅历史意识的现代性转换过程中被完整地昭示。在鲁迅特有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其关于个人与历史及其运动关系被具体揭示出来。因此，《故事新编》的显在状态是鲁迅历史小说的现代化，其基本结构是“个人与历史、个人作用与历史发展”，鲁迅的历史意识正是在这一结构中形成。 鲁迅的历史意识基于这样一种理论预设：所谓的历史并不是历史上实存的事件，而仅仅是一种话语或一种叙事文本。海登·怀特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事几乎等同起来，在他看来，历史事件不能像科学那样以试验或观察来检验，而历史理解尤其是历史叙述，完全是一种语言虚构(verbal fiction)，必然要有连贯性，对事实进行剪裁，使“事实”符合某一故事形式的要求，从而产生故事或小说的效果，“产生意义”，使人理解[10]63-79。因此，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一样，不仅要通过修辞性叙事赋予过去事件存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使读者从假定性中寻求真实感，而且也要通过比喻性叙事来阐释过去事件存在的意义。而历史小说作为一种叙事塑形(narrative configuration)的时间艺术，它与其它文学叙事一样，都要通过情节化操作(operation of emplotment)来讲述故事。传统历史小说虽然强调要“据实而书”，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但在编织情节(emplotment)的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去“亲证”和“经历”历史往事。因此，历史小说只能以“故事”新编的图式呈现在读者眼前。 《故事新编》中的人物大都生存于历史延续中的“当下”，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可以找到现代人的身影。郑家建认为，“《故事新编》文本中的古今杂糅的时间形式，正是渗透着这种循环论的体验，是鲁迅特定的对历史文化感受、理解方式的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投射和表现。”[15]在《故事新编》构筑的艺术世界里，鲁迅将神话、历史与现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打破了历史的正常时序，小说情节在神话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之间随意转换，使人们进入了一个古今杂陈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里，一些历来为人们所尊崇的神、英雄和先贤被拉下神坛，被脱去华丽的长袍，让他们困扰在一系列的日常琐事之间，暴露出其凡夫俗子的世俗相，英雄的时代被无情消解。这既是《故事新编》中人物生存的时间表征，也反映了鲁迅独特的历史意识，这种独特性必然最终显现为小说文本中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