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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与市民时尚的文化模仿 通俗小说呈现了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走势，那么，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流行读物和文化消费品，通俗小说有没有对市民时尚施加独特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旅美学者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2006)中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究，他从文化消费与传播的角度，明确提出晚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对社会尚“奇”风气和书法艺术有深刻影响，这一新鲜立论也给了本文以启示和灵感。 笔者认为，通俗小说发挥时尚影响力的时代，正是文化模仿的时代。晚明印刷经济助推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刺激了城市及其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欲望，文学从传统的文人自娱走向大众消费，而在所有文化读物中，通俗小说对印刷传播的依赖尤其严重。明代后期，印刷经济的发展大大降低了通俗小说的印刷成本，使之成为市民社会消费得起的文化产品。陈大康认为，“通俗小说的发展在停滞近二百年后的重新起步是在嘉靖年间，作品数量开始明显增多是在万历朝，两朝时间跨度相当，但后者的作品总数却是前者的十倍。明显差距的产生有着多种因素，而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万历朝正是明代的印刷业得到长足发展的时间。”[37] 从口耳相传的说书过渡到个人化的阅读，通俗小说文化消费方式的转变，对读者心理的影响是十分深刻。麦克卢汉指出，机器印刷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思维和感知，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印刷物的心理和社会影响之一，是将其易于分裂而整齐划一的性质加以延伸，进而使不同的地区逐渐实现同质化。[38] 通俗小说使社会同质化的方式，便是类型化的生产和创作。晚明清初先后出现了拟话本小说、英雄演义小说、历史传奇小说、时事小说、世情小说、神魔小说等多种类型化小说，培养起了一个忠实的“读者大众群”，基本成员便是高彦颐所说的“学生生员、乡试中举的、农村小地主、小业主和士绅家庭女性”。不同的类型小说各有其主流消费人群，而拥有知识与文化资源的作者，分享了对读者大众群的话语权力，使得他们可以通过文字的组合和重新编码，对其进行隐秘的、持续不断的心理、思想乃至行为模式的渗透和影响。 以拟话本小说为例，拟话本小说是晚明率先兴起的小说类型，扛大旗者为苏州文人冯梦龙(1574-1646)。冯梦龙青年时代弃仕途投身于通俗文学的编创事业，在书商推动下编辑出版了《古今小说》，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39]“因贾人之请”，表明这本小说集与商人的亲密关系。在印刷出版文化发达的苏州，商人与文人常常如影随形，“如蝇之聚膻”。⑤对拟话本小说而言，商人既是出版发行的推动者，也是主流的阅读消费群体，正如陈大康所言：“嘉靖、万历时期购买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群是由那些既相当有钱，同时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组成，若从阶层的角度划分，那么这最初的主要读者群应该是商人。”[40] 拟话本小说的风行，客观上确立了冯梦龙的“文化偶像”和“物带人物”地位，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商人读者群中均具典范效应。据说当时社会流行的赌博游戏“叶子戏”便与冯梦龙的推广分不开，邓之诚《骨董琐记》“龙子犹马吊谱”条记云：“犹龙(冯梦龙)好叶子戏，一时从之风靡。”[41]冯梦龙从事编创活动的主要地点在苏州，苏州同时也是“苏样”时尚的发源地，林丽月认为，“‘苏样’服饰蔚为风尚，得力于苏州丰厚的文化资源与繁荣的商经济，而时人对苏州文人雅士的崇拜，更使苏州成为创造品味的最佳都会。”[42]“苏样”时尚的重要元素包括高冠、白道袍及浅履等，彰显的是闲散淡远的文人意趣和风度。冯梦龙自称“冯子名梦龙，字犹龙，东吴之畸人也”，[43]著名文人钱谦益说他是“晋人风度汉循良”[44]，“畸人”和“晋人风度”都是对蔑视礼教、洒脱不拘之人的称谓，与“苏样”时尚的内涵一脉相承。尽管“苏样”时尚源起何时何人殊不可考，但借助在商人群体的“文化偶像”地位，冯梦龙的“名人效应”无疑扩大了这一时尚的社会影响。事实上生活中“苏样”时尚的跟风者也以商人居多，如前文提到在“三言”“二拍”中，穿高冠、白道袍及浅履的“苏样”商人也是对这一现象的侧面反映。 冯梦龙通过“文化偶像”的行为对商人读者的时尚进行引领。另一类型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则籍由审美价值观念的输送对女性时尚施加影响。 繁衍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可谓是落泊文人用文字编织的成人童话，满足了闺阁女性飞驰于脑海中的爱情想象。晚明清初女性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小说读者群体，“热衷于阅读言情小说的中下层阶级妇女，将这些小说中的某些因素当作‘现实’，当作有助于她们认识世界的信息的源泉加以接受，与此同时，她们聚焦于小说中有助于她们作为妇女具有的自尊和满足滋养情感的需要的某些内容。”[45]男性文人为女性读者塑造出痴情才子的同时，也用千篇一律的书写，塑造了一类才貌双全、品位不俗、爱情美满的才女形象，与平民女性热爱大红大绿不同，才女们喜爱清雅素服，“恶绝脂粉，只是淡扫蛾眉，天然佳丽。”[46] 清初通俗小说作家李渔对于女性服饰审美有过如下论述：“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绮罗文绣之服，被垢蒙尘，反不若布服之鲜美，所谓贵洁不贵精也。红紫深艳之色，违时失尚，反不若浅淡之合宜，所谓贵雅不贵丽也。”[47]署名“鸳湖烟水散人”的小说作家也在《女才子书》序中说“刺绣纺织，女红也；然不读书、不谙吟咏，则无温雅之致……必也丰神流动，韵致飘扬，备此数者而后谓之美人”。[48] “贵雅不贵丽”与“温雅之致”的“雅”，正是文化教养在外貌气质上的投射，在男性小说家眼里，艳妆意味着才学的匮乏和灵魂的苍白，素服则代表才学的丰盈与灵魂的饱满。世俗的艳妆女子是令人生厌的，内外兼修的才女才是男性文人的理想伴侣，因为当“文字环境把他们搁浅在个体孤立的沙滩上”[49]时，只有文化才能沟通彼此的精神与心灵，在冰冷世界里相互慰藉和温暖。 消费社会并没有离开男权文化的背景，男性中心的文化暗中支配着消费文化中的女性并通过印刷媒体不断强化和巩固，男性借助消费社会的文化工业张扬“才女气质”来构造一种文化陷阱，女性读者通过阅读和消费的过程，潜移默化地接受男性输出的审美价值观，并将其外化在着装上面，以此与世俗女子区别开来，成为一个以“文化”为标识的女性群体。 诚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指出的，影响消费模式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知识与艺术阶层定义下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50]晚明清初文人阶层占据了文化资本，因此拥有了定义时尚的话语权力，并借助通俗文学的宣传阵地，使其观念和价值成为万众趋同的消费行为指南，时尚亦由此诞生，这亦是晚明清初通俗小说对时尚消费文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 晚明文人冯梦龙曾言，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51]这是冯梦龙及其同行文人投身小说编创事业的话语策略与良好愿景。事实上，在消费文化与市民社会语境中应运而生的通俗小说，注定了娱乐与消遣才是其首要功能和存在道理，担当“六经国史之辅”的功用尚在其次。作为一种广泛流行的通俗读物，通俗小说在消费社会的广告和宣传功能，对市民消费行为与价值观念的引领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功能与作用究竟如何发挥却不易考察，本文借着“市民服饰时尚”的切入点探究通俗小说对消费文化的渗透与影响，算是一次大胆的探索与创新，但囿于相关资料的匮乏，不成熟之处也在所难免，这也为笔者指明了继续深化和拓展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