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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对晚明文化模仿划定一个起始时期，大约应在万历1592至1620年左右，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公案小说，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等新的流派，从讲史演义分化出来的，以当代史实为内容的时事小说已开始出现。[33]拟话本小说集《古今小说》也在1621年首次印刷出版。伴随印刷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和地位，市民阶层逐渐放弃“权贵”而将“文化”作为身份标签，文化人或文化地域成为时尚的引领者。比如文化发达地区的苏州便引领起了“苏样”的时尚，[34]文化名人冯梦龙、陈继儒等也成为万人追捧的“时尚偶像”。④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型世言》、《醉醒石》等，便突出反映了文化模仿阶段的时尚风貌。 3.品牌模仿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文化模仿的精品化与个性化时代，文人士大夫精致化、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品牌商品，与阶层模仿和文化模仿不同的是，打上商家烙印的品牌商品具有更鲜明的主体性特征，更注重彰显与众不同的品位与格调，品牌中凝聚的价值与观念更为清晰和明确。 在阶层模仿与文化模仿中，消费者主要是通过消费来获得身份认同，而在品牌模仿阶段，消费就不仅仅是消费者本身的身份认同行为，更是生产者积极主动参与社会阶层重构与划分的行为。服饰品牌的生产者掌握了文化阐释的话语权力，他们创造出品牌并赋予卓越性与稀缺性，使之在既存的商品序列中占据合法而有利的地位。晚明清初的品牌制造者是掌握权力和文化话语权的精英士大夫，他们致力于日常生活的精致化与艺术化，使之成为品位与身份的象征，台湾学者王鸿泰称其为“赏玩文化”或“文人文化”。它是建立在对“长物”(花木、水石、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蔬果、香茗等)的赏玩基础上的富有仪式化的生活方式，文人藉由这套文化来自我确认，或互相标榜，彼此认同，像这样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套雅文化就成为一种具有特定族群意识的文化符号，它成了可以用来指称标识特定士人类型的“文人文化”。[35]然后精英文人再借助印刷媒体资源向市民社会推广其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 品牌模仿阶段的兴盛时期，大约是在文人精致艺术化生活风行的明末清初，描写品牌模仿阶段特征的是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对品牌服饰“顾绣衫裙”的喜爱，显示出这一阶段女性不同于以往的独特时尚追求。 市民服饰时尚发展的三个阶段，为解读小说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语境，从追逐时尚的行为与方式切入，有助于探知人物隐秘的情感与心理。以女性服饰时尚为例，《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和《醒世姻缘传》分别描绘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女性时尚。《金瓶梅》中的女性，有着强烈的阶层模仿意识，她们所生存的环境，是等级与阶层壁垒分明的环境，置身这样的环境，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向更高阶层攀援和奋进，以改变自身屈辱低贱的身份处境。而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才女们，则摒弃浓妆艳服穿上素服淡妆，以彰显其高雅脱俗的气质和品味。《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看重的是更能凸显独特性与个性的“品牌”，她所模仿的时尚对象，是社会地位甚至远不如她的商人妻子智姐，从中所透射出来的，是薛素姐们反叛妇德规诫的不驯服态度。 当然，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发展的三个阶段，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时尚模仿因个体身份、地位、阶层、财富、文化程度等不同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且不乏多种时尚模仿特征集于一人之身的情况，比如《醒世姻缘传》中的戏子珍哥“穿着大红通袖衫儿，白绫顾绣连裙，满头珠翠。”[36]其中，“大红通袖衫儿”是阶层模仿的服饰，“顾绣连裙”是品牌模仿的服饰，珍哥借一身华服向世人传递出的信息是，她是一位身份高贵和兼具时尚文化品味的女性，珍哥这一人物形象已经与《金瓶梅》中的女性有着迥然相异的内涵和意蕴，而这样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背后的时代所赋予她们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