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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性服饰时尚 女性成为晚明时尚舞台引人瞩目的群体，是因为“对于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使自己变得有点突出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15]日趋开放的社会风气将女性从家庭的狭小空间解放出来，借着庙会、节日等冶游机会，晚明女性也四处抛头露面展示形象。如《型世言》第4回“寸心远格神明，片肝顿舒祖母”描写女性聚集寺庙闲聊时尚的情形“更有没要紧的，且讲甚么首饰带来好看，衣服如今怎么制度才好，甚么颜色及时。”[16]小说《照世杯》卷3“走安南玉马换猩绒”也写道：“就如我们吴越的妇女，终日游山玩水，入寺拜僧，倚门立户，看戏赴社，把一个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万人瞧，他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谈笑过路的美丑，再不晓得爱惜自家头脸。”[17] 在晚明清初女性中先后流行过大红大绿，清雅素淡和品牌服饰等时尚。热衷于大红大绿服饰的，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女性，因为大红大绿是制度为权贵女性设定的服饰，其中蕴涵的阶层与身份符号信息，对地位卑贱的平民女性颇具吸引力。《型世言》第3回“悍妇计去嬬故，孝子生还老母”书生周于伦收购城里的衣服贩卖到乡里去，他敏锐捕捉到“乡间最喜大红大绿”的时尚信息，于是“把浅色的染木红，官绿，染来就是簇新，就得价钱。”[18]《金瓶梅》中的女性，地位高贵者如兰氏、林氏、吴月娘等，卑贱者如潘金莲、李瓶儿、春梅、桂姐、爱香儿等，几乎人人都着一身大红服饰，只不过贫穷的穿布、有钱的衣锦而已。小说中大红服饰也数次成为西门庆妻、妾、婢女间地位竞争的导火索。[19]甚至大红颜色的布料也更为昂贵，《醒世姻缘传》第65回“狄生遭打又赔钱，张子报仇兼射利”里的绸店铺伙计李旺对前去买顾绣衫裙的书生狄希陈说道：“这顾家的洒线是如今的时兴，每套比寻常的洒线衣服贵着二两多银哩。要是大红的，就是十两来出头的银子哩。”[20] 相较于大红大绿在平民女性中的流行，晚明才学女性则追求一种清雅素淡的妆扮。《国朝杭郡诗辑》记载当时蕉园诗社的活动：“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21]冯又令、钱云仪等才女简淡到极致的“练裙椎髻”，令邻船的盛妆游女自惭形秽，也将才学女性的身份优势凸显无遗。 随着服饰时尚的发展，在明清之际，印有生产商标记的品牌服饰也大肆风行。《醒世姻缘传》第63回“智姐假手报冤仇，如卞托鹰惩悍泼”中出现了“顾家洒线”、“仇家洒线”等服饰品牌，小说写道：“且说南京有一个姓顾的人家，挑绣的那洒线颜色极是鲜明，针黹甚是细密，比别人家卖的东西着实起眼。”[22]“顾家洒线”很可能就是晚明清初流行的“顾绣”，“顾绣”是明末松江顾名世家族女性织绣的时尚藏品，后也被装饰在服饰上面。[23]以顾绣制作的漂亮衫裙，成为薛素姐、珍哥、智姐等女性的时尚新宠。《醒世姻缘传》第63回“智姐假手报冤仇，如卞托鹰惩悍泼”，监生狄希陈的老婆薛素姐元宵节去莲花庵进香，碰到邻居智姐穿了一身鲜明出色的顾绣裙衫，“甚是羡慕”，回来便着狄希陈去买，狄希陈没有及时买到，性情泼悍的薛素姐将其好一顿暴打。[24] 有关晚明清初市民的服饰时尚消费，中国台湾学者巫仁恕、林丽月，英国学者柯律格等均有研究成果面世。②但细察既有论述，由于受限于笔记、方志等的零散记载，研究多是对某一时尚现象、某一人群或地域的个案考察，尚未具全盘或贯通的眼光，这一点恰可以借助通俗小说加以弥补。通俗小说对士人、商人和女性等市民群体的时尚消费展示得较为细致，且相较于笔记、方志等正统史料，通俗小说结合个体生命经验的书写，更能曲尽幽微地折射出时尚现象背后的欲望与冲动，它所呈现的史实，往往更具整体性与连贯性。笔者也在对通俗小说的解读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观点，即晚明清初的时尚发展，并非缺少变化的过程，而是大致经历了阶层模仿、文化模仿与品牌模仿的三个不同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