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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观苏轼儋州和陶诗诸作中，表现诗人随遇而安、悠然恬适生活状态的篇什俯拾皆是：“守静极以自作，时爵跃而鲵桓。”(《和归去来兮辞》)“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和陶和刘柴桑》)“手栽兰与菊，侑我请宴终。”(《和陶戴主簿》)等等。日子清苦，但远离官场，蔬食尚可果腹，高眠足以忘忧，又有亲手种下的兰菊为伴，生活自有一份恬淡畅快以资品咂。而其《和陶潜游斜川，时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更是经典之作，在“谪居澹无事”之时，不妨出游： 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 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 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层丘。 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 眼前春光明媚，江水澄静，船随水流，人卧船中，自有一番悠然趣味。诗人此时已心无挂碍，无物汲汲，鸥鹭啼鸣入耳，更添自在情韵。江水阻遏，无法前行，索性弃舟登岸，攀上小丘，一览明丽风光。酒兴不期而至，独酌即可，不必满座宾朋，觥筹交错。 有了如此心境，儋州的山川风物、村野生活也妙趣横生起来。此时的苏轼不再像谪居黄州、惠州时遍寻名山胜景，而是全身心融入底层人民生活，体味节奏舒缓的宁静中的快乐，并写下了大量描写海南风土人情的小诗，情趣怡然。如其“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之一)“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此情此景中，“天涯万里”何必为意，“溪边舞雩”的古朴民风才足以畅怀。而最能印证苏轼儋州心态的诗作莫过于同题之作《纵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与惠州之作相比，前者是文人的潇洒气度，是萧散的适；而后者则是畅快淳朴的乡居风情，是豁达的乐。 经由谪居黄州时期的心怀惴惴，但求“自安”，到惠州时期的渐至淡泊，“自适”为乐，再至儋州时期的心无挂碍，旷达“自乐”，苏轼终归具有了一种异于他人的精神特质：在回味、咀嚼痛苦之时重新思考生命的真谛，在儒家舍生取义的终极追求和佛道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之中吸收了与现实处境相适应的成分，不停地调整着人生方向，最终达到了心灵宁静，乐观待物。这种精神特质不是缘于单纯的抽象思辨，而是与坎坷的人生经历紧密联系，因而更具典型性和吸引力，而苏轼通过其诗文创作表现出的独特人格魅力也成为后世文人竞相追慕的对象。 参考文献： [1]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J].文学遗产，198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