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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今年正月十四日与子由别于陈州五月子由复至奇安未至以诗迎之》)，“万事到头都是梦，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等，皆是作者谪居黄州时创作心态的反映。此时的苏轼，虽然偶有“行看花柳动，坐享无边春”(《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的闲适，但其心态主要是低沉抑郁、谨慎自安，距真正的“旷达”相距甚远。 二、惠州时期的“自适” 宋绍圣元年(1094年)，朝政重新被新党把持。六月，御史来之邵等抨击苏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宋史·苏轼传》)。时年六十二岁的苏轼再度被贬，且谪命三改，最后“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宋史·苏轼传》)。苏轼前后寓居惠州三年。 惠州时期，苏轼畏祸之心犹存，这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时有表露。如其与孙勰的书信中言道：“自惟无状，百无所益于故旧，惟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故决意为之，然决不敢相示也。”(《与孙勰》)苏轼历经文祸，深知书信往来对故友“百无所益”，虽无法辍笔，但为了故友安全，只能“决不敢相示也”。在与时任广东提刑程正辅的书信中，苏轼表示对于自己所作和陶诗表示“幸读讫，便毁之也”[2](P3679)。在与程正辅的书信中，苏轼指点浮桥之事，且“乞密之，勿云出于老弟也”(《与程正辅信(十九)》)。针对惠州军政兵卫，苏轼稍有建言，即云“此本乞一详览，便付火”(《与程正辅信(二十)》)。但与黄州时期所不同者，虽然依旧遵循着谨言慎行的行事法则，但此时的苏轼跳出了“穷则独善其身”的限制，而强调“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苏氏易传》卷四)。 “言为心声”，心态有所改变，诗风自然也有所变化。《临城道中作》即为实例。诗人于“连日风埃”中奔赴贬所，“未尝了了见太行”，忽遇“天气清彻”，故而驻足停留，“西望太行”，但见“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此时，诗人言道“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与同是作于赴任途中的《梅花二首》相比，一低沉，一洒脱，较然有别。即使诗人心有顾虑，但与他人一番交谈，也会疑虑消释，而尽享惠州风物之美： 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萧萧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 ——《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此四句写来，景象清新、色彩亮丽。所选景物无论从色彩还是形态都迥异于黄州贬途。在《发广州》一诗中，诗人更是直言“此身良自如”，在“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宁愿倒卧船头，耳听蒲涧“疏钟”，远望黄湾“落木”，看山中樵夫村妇砍柴打渔，心境平和宁静。 正因如此，贬谪惠州期间，诗人始以审美眼光审视惠州风物，凡有可观，即前往游览，如道教名山罗浮山(《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岭南第一汤”汤泉(《咏汤泉》)，且数度游览博罗香积寺(《游博罗香积寺》、《与正辅游香积寺》)等。苏轼将这可观之风物揽入眼底，诉诸笔端，于诗中一一再现。如《白水山佛迹岩》： 浮山若鹏蹲，忽展垂天羽。 根株互连络，崖峤争吞吐。 神工自炉鞲，融液相缀补。 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 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 面对险峻磅礴的景色，诗人展开奇伟想象，将山势比作大鹏舒展的垂天双翼，更想象神工煽动炉火，将山石熔化填补罗山与浮山之间的空隙。诗人将自然景致与神话传说熔铸于一体，诗意挥洒自如、高标风雅。随后直抒胸臆，表达了对白水山佛迹岩的喜爱之情：“此山吾欲老”。而佛迹岩似乎也有了灵性，对诗人的到来颇为欣喜，“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盛情款待，宾主尽欢。如此恢弘的景观，如此灵动的表达，如果没有放松的心态、喜悦的情感，想必是无法做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