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只秀丽的山川可以引发诗兴，即使平凡的田居生活，苏轼亦能发现其美，收之入诗，如《小圃五咏》、《雨后行菜圃》、《残腊独出》二首、《种茶》、《撷菜》等。试观其《纵笔》一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此诗声名甚大，流传甚广，堪称苏轼寓惠时期生活、心态的绝妙写照。此时诗人物质生活困窘，健康状况堪忧，镜中白发萧散，蜗居小阁藤床。但谪惠之后的苏轼在“行藏在我”理念的指引下，并未沉沦下去，后两句未必实写，更多的是诗人的想象，但却体现了苏轼此时平和恬适的文化性格及宁静隽永的审美情趣。 寓居惠州时间愈久，诗人的心态愈加安定平静。宋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在与孙勰书信中说道：“某谪居已逾年，诸况粗遣。祸福苦乐，念念迁徙，无足留胸中者。”在与程正辅的书信中，苏轼言道：“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诗人直言虽北归无望，但心内甚安，其平静心态可窥一斑。 苏轼的心境之所以有所改变，对佛道思想的接受和认同是一个重要原因。史载，苏轼“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宋史·苏轼传》)苏轼终其一生虽未皈依佛道，但能“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答毕仲举书》)，借佛道思想平和心态，达到“随缘自适”。在这一时期，诗人交游之禅僧超过百人，对佛家思想有较深体悟。这不仅消弭了被贬黄州时的愤激之情和不遇之感，并对其心态和诗作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儋州时期的“自乐” 宋绍圣四年(1097年)闰二月，苏轼再次接到谪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治儋州)安置”。宋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翌年七月病逝于常州。 儋州远在海岛，时人称之“蛮荒”，生活环境之困苦可想而知。苏轼自叙儋州的生活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书海南风土》)。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苏轼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与王敏仲书》)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苏轼再次作出如下表述：“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仰于海外，宁许生还。”虽然如此，苏轼并未悲观绝望，较之于前两个时期，苏轼此时更善于排解苦难，随遇而安。诗人刚刚踏足海岛，即赋长诗一首，且命一长题曰《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通观全诗，除却“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四句稍有落寞之情外，诗作从“眇观大瀛海”的海天空阔写到“茫茫太仓中”的宇宙浩瀚，继而又以“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海岛万物的强劲冲击，境界为之一变。对于此诗，后世多有评断。汪师韩云：“行荒原僻陋之地，作骑龙弄凤之思。一气浩歌而出，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足当司空图豪放二字。”(《苏诗选评笺释》卷六)而王文诰则谓：“高唱入云，有叫阖排阍之响，声彻九天九地矣。”(《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四十一)上述评鉴，皆从诗作不同凡响之气象着眼，确有识见。 谪居儋州的苏轼，潇洒坦然，镇定超脱，真正做到了不为世俗祸福拘牵，不为得失生死烦扰，处处显示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此一时期大量和陶诗的出现即为明证。苏轼现存“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创作时间前后延续近十年，主要在扬州、惠州和儋州三地完成，而在儋州创作五十六首，约占半数。苏轼之所以追和陶诗，乃在于“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轼与陶渊明在思想性格和政治遭遇上有极似之处，而反观苏轼一生困顿坎坷，远不如陶渊明之见势而返，保其志节。苏轼在经历了两上两下的仕途坎坷后，又经过对佛道思想的深刻思考，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更为认同：“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和陶神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