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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贬谪诗的创作心态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河北学刊》2014年第201 newdu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苏轼仕途坎坷,一生凡九迁。在不断的迁谪生活中,苏轼渐渐形成了旷达的性格。通过对苏轼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诗文分析得知,苏轼的“旷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从被贬黄州时深畏祸患及身,唯求自安;到谪居惠州时借重佛道思想,随缘自适;再到迁谪儋州之时融入黎民生活,乐观待物,“旷达”才最终定型。
    关 键 词:苏轼/迁谪/旷达
    作者简介:白贵(1956- ),男,河北省定州市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新闻传播学研究;石蓬勃(1977- ),男,河北省安国市人,河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河北 保定 071002
     
    苏轼一生命途偃蹇,前后历典八州,南北行程万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既是他对个人仕途经历的自嘲,也是对其人生况味的另类总结。王水照考察苏轼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后指出:“苏轼初到贬地的喜,实际上是故意提高对贬谪生活的期望值,借以挣脱苦闷情绪的包围,颇有佯作旷达的意味;只有经过实在的贬谪之悲的浸泡和过滤,即经历人生大喜大悲的反复体验,才领悟到人生的底蕴和真相,他的旷达性格才日趋稳定和深刻,才经得住外力的任何打击。”[1]本文拟在研读苏轼贬谪时期诗作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苏轼在不同时期、不同贬地所表现出不同的心态。
    一、黄州时期的“自安”
    苏轼思想通达,兼受儒、道、释,而以儒家体系为基础,故必有求仕宦而用事之追求。二十二岁高中进士之后,更是“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遇新党诬陷,下御史台狱勘问,史称“乌台诗案”。获释后,苏轼被贬官,“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自宋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至黄州,到宋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移汝州,历时四年两个月。在此期间,苏轼写下二百二十余首诗作。从中不难寻绎苏轼潜藏于深层的内在心态。
    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苏轼离京赴任,途经春风岭,写下《梅花二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幽谷涧水旁、败草荆棘间开放着“的”的梅花,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开自无聊落更愁”。在这里,地处幽僻、备受摧残的梅花岂非苏轼个人的恰切写照?诗人前途未卜,内心忐忑,但为避政敌深文罗织而不能直抒胸臆,故将一腔悲苦与无奈诉诸春风岭的梅花。翌年同一日,苏轼忆及春风岭梅花:“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予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十四年后,苏轼再次思及春风岭梅花:“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由此屡屡提及的“断魂”梅花来看,苏轼虽然性格中具有旷达乐天的因子,但初次遭贬,心里难免悲苦失落,故其所关注者多为清冷孤傲之意象。而作于贬途中湖北浠水巴河镇的《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一诗,则将满怀愁怨表达得更为明晰:“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诗人回忆“乌台诗案”中被困御史台狱的情景,深恨自己处事不当。京城朝堂成了诗人的伤心地,诗人不愿再回到那是非之地,因此在诗作最后写道:“此邦疑可老,修竹带泉石。”虽言可以于此地终老此生,但一个“疑”字,却不免流露出诗人内心的猜度与不安。
    黄州地处偏僻,苏轼官微禄薄,生活极其困窘,其所居之“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其所食乃“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二首》之二)。即使后来经友人求告,得东坡以自耕,但情况依然艰难,故而诗人慨叹“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东坡八首》之八)。其生活状况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除却生活艰难之外,精神上的压抑给诗人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痛苦。鉴于“乌台诗案”牵连颇广,此时的苏轼分外谨慎人事。在给友人李之仪的信中,苏轼这一心态表露无遗:“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一首》)在此情形下,苏轼认为“不如牢闭口,莫把笔”(《与人》)。即使偶有与亲友的通信和诗文唱和,苏轼也一再提及“言语之间,人情难测”(《与腾达道书》)。苏轼贬谪黄州之后,亲朋故旧多所断绝,反与僧道如参寥子、圆通、佛印等交游渐密。在与他们诗文往来时,苏轼也时时不忘罪己颂圣:“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固宜尔。”(《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二)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苏轼在黄州不仅生活困窘,心理负担亦极为沉重。
    唯其不安,故求自安。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作在故作旷达和心怀惴惴之间颇有值得琢磨之处: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初到黄州》
    诗之开篇自嘲一生劳碌,老景潦倒。诗人似乎很快接受了现实,既然已无“治平”的可能,那就只好效仿老庄的“随缘自适”,享受“鱼美”、“笋香”的当下生活。但至尾联却以“只惭”、“尚费”二转语,写出了诗人的气馁羞惭:自己于公事无补,却空拿俸禄,惭愧中流露出对朝廷的感恩。如此行文,着实令人玩味,细思其间,实则蕴含着忠心为国却突遭冤狱的不平。然为求得自安,只能心怀抱怨却不忘罪己颂圣,个中况味,实在难以名之为“旷达”。这种情绪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诗亦有充分体现:诗人月夜独出,“江云有态”、“竹露无声”、“弱柳万丝”、“残梅一枝”,虽然万千风物并陈眼前,但依然心绪难平——“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当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诗人借酒浇愁,但醒来后又担心醉话招祸,只好闭门谢客,独对妻子。那一抹貌似超脱潇洒背后,隐藏着的是诗人的忐忑不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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