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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华女性文学发生的“经验”与“想象” 早期“西学东渐”并“中学西传”的历史文化现象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渊源，或者说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发生，无疑必须要借助更广泛深入地梳理华人海外移民史、中国留学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样态等多重史学谱系，才有可能获得更充分地透视和阐明，这当然也是笔者所力所不逮的。但是，哪怕我们仅以欧华女性文学的发生——作为一种建构，当然也是一种未完成的“发生”——作为“历史现场”来给予观察，显然，它所给出的“答案”已不仅在于欧华女性文学发生本身。从本文的论域着眼，我们着重考察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融通与华文文学区域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所日益凸显的世界性、多元性、包容性以及跨域性等特征，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既是其内部主体建构与意识形态诉求过程、同时也是与特定区域或曰文化板块的对话、交织过程所获得的，其“彼此交错”、“复合渗透”的形态则以“和而不同”为表征。譬如欧华文学区域，它当然也表现为与来自母国的根性文化及其世界华文文学其他区域文化间双边或多边的交错与互渗，但是它与“在地文化”的交错与对话无疑构成其中最为重要的存在。尤其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投射于欧洲列强的拖曳、胁迫和影响，“酿成”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拥抱欧洲，一时间，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纷繁芜杂的文学思潮及其相关哲学思想先后涌入中国的同时，大量的公派和因私留学欧洲也盛况空前。如此说来，中国文学不论是现代转型之时还是“出走”之初的想象，作为“他者”的欧洲，都构成了极富张力的一元。但是，从近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看，“欧洲”这一关联其发生与发展的突出符号，显然还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当然，譬如，由于北美新移民文学创作的活跃，在带来研究广泛关注的同时则造成区域研究的某种失衡也实属“从善若流”。 我们以为，区域文学研究与批评话语体系关系密切，近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依托的后殖民主义和跨文化批评等话语，固然彰显了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然而，必须看到，海外华文文学其双边或多边文化互渗的范型，并不表现为一种“等边”的关系而必然是“不规整”的存在。 还是以欧华文学区域为观察点。就恩格斯“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29)之言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基本“史实”：欧洲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演进的同源性，如法国学者莫兰所说，“欧洲文化是犹太—基督教—希腊—罗马四种文化的综合，这四种文化漩涡中又诞生了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些可以嵌入外部文化并对其发生影响和改变的文明现象。”(30)而这一形而上的“通律”或“共性”及其所形成的“合力”，正是构成了影响欧华文学区域文化特征与其他区域文化形成差异的根本因素所在。但是，我们往往在依托后殖民主义等相关话语体系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中，看似在着力开掘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却由于“历史现场”及其演进过程的缺位，实则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某一文化区域的“普遍性”、人文地缘或华文文学区域特征，最终陷落于“后学”理论汇流的宏大话语模式的约束之中。不错，海外华文文学其本身就是一个“混杂空间”，(31)这一“混杂空间”既容纳同一又容纳差异，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边或多边文化碰撞过程中，各文化区域间的边界往往是流动而模糊的，正因为如此，在区域批评的话语实践中确立普遍性、差异性与融通性的多元性思维显然有其根本的必要。 第二，跨域意识下的欧华女性文学“想象”。在古老中国迈入现代世界的时间转折点上，留(游)学欧洲的女性以集束式的方式，既为历史刻录下了欧洲“文明”的深刻印记；亦不仅仅是纯粹时间意义上的聚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海外“出走”和嬗变提供了具有内在精神及审美关联的想象性“样本”。 如前述，当留(游)学欧洲的女性亲历西方文明而强烈感受到另一种于牢牢禁锢自己的传统文化之外的异质文明的冲击，有如化蛹成蝶，经笔下文字所流露出的思乡情愫，已摆脱了古代闺阁辞赋的思妇之怨、弃妇之哀；所传达出的家国意识，虽杂糅着犹疑与怅惘，却也渗透出了参与“救国利民”的意愿和重塑“自我”的现代意识；值得指出的是，还由于身处“宗教与理性、信仰与怀疑、神话与批判、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人道精神与科学文化”(32)激烈冲突的特定的欧洲文明区域，她们在以与同代“求学外洋”女性所共通的精神律动回应时代语境的同时，却也散发出了自己的精神气质。比较留学美国的陈衡哲、冰心，留学日本的白薇等人多倾向“问题”(小说)的揭示和社会变革，表现出相对鲜明的“庙堂”与“广场”意识，她们则多坚持从欧洲习来的启蒙理想和学术精神。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苏雪林，尽管苏雪林自认为是“天性”使然：“天性本近于学术研究，从此更有志为学了”。(33)对此，我们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此言意在自慰和抵消婚姻不幸这一人生最大的缺憾，但其最终则是“把自己最后一滴精力都绞沥出来，以宝贵的生命去兑换艺术的完美”。(34) 不错，我们在以某一种话语或意涵去诠释特定结构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造成另一种遮蔽；同理，某一特定精神症候并不排斥其内部各“一己之思”、“一己之情”的差异，如陈学昭，穷尽一生追求“工作着是美丽的”，却在政治信仰与自我意识的纠葛和突围中挣扎着终其一生。直言之，现代文学史上这批留(游)学欧洲的女作家群体无疑可供进行各是其说的多元阐释，而并不呈现为一种共谋的固定的价值结构。 但是，有意味的是，比照随后五六十年代北美留学生文学在身处西方霸权轴心的美国与“国已不国”的故园的巨大落差和文化冲突中，写尽了沦肌浃髓的“无根”之痛和“家国之殇”，而同是在民族罹难、家国分裂背景下放逐于欧洲一隅的留学生，则以一种迥异于北美留学文学突显对抗和精神失重的文化姿态，在忧国感怀的悲怆中体味文化互渗的力量。赵淑侠即如是说，“在文学创作的领域中，我们这些用华文笔耕的作家，总括说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我们都有完整的中华文化背景；另一个特点是，我们长居欧洲，多多少少都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以致我们的思想和生活面，既不同于中国本土作家，也不同于真正的欧洲作家，它可以说是糅合了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种特殊品质。这其中当然可能产生一些负面作用，譬如说徘徊在两种迥异的文化间，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但相对的，基于这种迥异，使两种文化互容互谅，取长补短，去芜存精，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新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些居住在欧洲的华文作家们的写作灵感和题材的源泉。”(35)赵淑侠话语间所表现出的哲思与现代文化意识，无疑暗合了早前留学欧洲群体长于思辨与批判的理性精神。如此一来，一部以如何走出当下精神王国萎缩、道德伦理脱序、环境冲突尖锐、强权文化独大……的人类困境的“天问”之作——《天望》出现在世纪之交的欧洲荷兰，就作者林湄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现代批判、关怀与救赎意识，其于欧洲文化的宗教理性/哲辩思维传统、于欧华女性文学精神肌理的关系便是有迹可循；而即便同是“多重边缘人”的女性叙事，(36)与以严歌苓、张翎、李彦、陈谦等为代表的北美新移民女性文学，突显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种族冲突、男权政治、认同危机，特别是离散意识下的“民族寓言”式叙事相比照，林湄显然意在“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来审视当今人类社会”，(37)既在海外华文文学的终极理性上构成了深刻的呼应，亦在地缘意义层面显现出了特定区域文化的征象。换言之，《天望》不是来自特定的欧华文化区域，某种意义上，则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作为“散居”却又表现为“同构”的海外华文文学，其各区域文化的“边界是为跨越而设置的”，(38)同理，欧华女性文学从“发生”出发，在其精神特质不断嬗变与聚合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矛盾性也应该是一种常态；因此，作为观察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一种视域，其不断生发的问题仍值得持续观察。 【点击查看全文】论欧洲华文女性文学的发生——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种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