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女性自我价值、家国想象与海外华文文学精神嬗递 钱理群曾认为，比较辛亥革命时期妇女问题从属于政治，五四时期的妇女问题则是服从了“人”的解放这一时代的总主题的。因为所谓妇女独立价值的发现与觉醒，必须使女子有了“为人”或“为女”的两重自觉。但同时他也认为，由于中国自由商品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经济上的个人独立也就从未得到真正确认。因此，“对于五四时期个体自由意识的觉醒所达到的深度，它的实际作用与影响，确实不能作过高的估价。”(11)笔者以为，经济独立固然是人格独立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家国同构”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现实(12)这个一体两面的特定语境中，作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发现”——“人”的独立与“妇女问题”——无疑仍然有其除了经济问题之外不能“规避”的历史“法则”。换言之，“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解放运动则大都与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建国相伴生”。(13)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只有生命而无历史”的中国女性，借力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新旧思潮变革浮出了历史地表；进而，在力争摆脱历尽数千年的身份盲点的抗争中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一方面，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意义甚或政治伦理解读，无论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都有其完全合理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当她们主动被动地“拥抱世界”成为一场汹涌澎湃的运动时，这就不再可能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构成其行为诠释学结构的固然不能排除“自我”、“独立”这些现代理性的价值取向，但其最后的落脚点只能是“民族兴亡”、“国家尊卑”这类具有社会功利意味的国家集体主义意识。诚如20世纪初由江苏“爱自由者金一”创编的《女界钟》问世，极力宣扬女子救国主张，积极倡导“欲接引欧洲文明新鲜之空气，以补益吾身”；(14)诚如负笈法国的苏雪林(15)在其小说《刺心》自序所言，“本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当中国政局蜕变时代……的女性知识青年(留法女生，笔者注)，借她故事的进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16)其笔下的女主人公醒秋甚至曾自以为，“到法国的宗旨，说为了想将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以为改造中国文化起见。”(17) 同样的，当西夷、欧洲不再是镜中花而成为脚下一片实实在在的土地，这些“吾国有志之女子”的空间概念及其观察世界的视野也发生了改变。陈学昭(18)在其著名长篇《工作着是美丽的》当中，让法兰西“第一次送到珊裳眼睛里的生动而奇特的东西，便是在那些巨大的公共建筑物上刻着这样的三个法文字：自由!平等!博爱”，“法兰西人好似那么地谦恭而富有亲切的礼貌，至少对于一个以人对人愈冷愈有美德的国家如像中国的女人看来是如此”。(19)珊裳的观感，显然不仅只是一种简单的“好奇—冲击—反应”的表现。在一种根深蒂固且以为天经地义的伦理纲常及其生活境遇之外，竟然存在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及其生存方式?这一镜像的背后，弱国子民的身份焦虑与传统文化危机感的交集、对异国强势文化的敏感及其“开化”的女权意识的向往、在比照和反观自身的过程中如何重新定位“自我”，甚或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关怀……无疑都在完全可能的意义上投射出多重而复杂的意涵；至少，在跨文化语境下的生存体验中，原有“中央华夏帝国”的幻象已经发生坍塌而初步表现出了重新观察与认知世界的现代意识。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里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起崩溃了，在人的外界视线和内心视线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视界。”(20)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些杰出的女作家的“跨域经验”，既刻下了中国现代女性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艰难寻索的最初的印记，也透露出了中国现代女性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下自我价值的“浮现”；那么，它同时所传达出的，在异质文化碰撞下国族/女性自我、主体/他者关系的想象、张扬以及建构意识的萌发，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及其精神嬗递的意义链上，则以精神内核之源的意义构成了不可割裂的根本一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