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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学东渐”并“中学西传”与欧华女性文学发生的条件及其主体构成 我们在海外华文文学语境下讨论欧华女性文学，其边界当然是模糊的，也常常是流动的；同样，试图对欧洲以及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一个地理学、历史学意义上的定说也同样吃力不讨好。简单说来，进入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帝国的美梦被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中欧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冲突由此开始。面对欧洲文明的强势来袭，中国知识者从开始的对其科技的引进及政教的吸纳，把欧洲文化看作是“富强”之术，逐渐深入到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与文学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 这一过程，留(游)学海外，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文化现象，对于正在寻求社会现代转型的精神利器的旧中国知识者，可谓于分崩离析的精神文化危机中找到了极具生机和活力的思想资源，所谓“求学如求药”，“尽取泰西之学，一一施于我国”；④同样的，“自欧化东渐，近数年来，吾国有志之女子求学外洋者日多一日，是亦女权膨胀之一大原动力也”，⑤然而，这未尝不可看作也是“中学西传”的过程。梁启超于1919-1920年游历西欧期间写下的《欧游心影录》，不但把亲身感受到的一战后欧洲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对立以及物质繁荣背后的生存危机做了生动的描述，而当听闻西人“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后，更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心理历程和“发现”。他说，“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⑥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梁启超先生《欧游心影录》所表现出来的对中西方传统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以及“欧游”对他文化立场转折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也认为，这些文字与后来由于某种外部力量的强制或以追求自我价值为目的，选择散居到世界各地而形构的海外华文文学还是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就“西学东渐”并“中学西传”，以及如《欧游心影录》等一类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兼及“本土”和“海外”，进而彼此互为镜像，互为对话的意义而言，这些“要素”无疑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准备了必要条件，也暗合了欧华女性文学滥觞的前提，即欧华女性文学发生的主体构成。 据相关史料的爬梳，⑦百多年前“吾国有志之女子求学外洋”的潮流，大体上由四类人员构成。①“公使夫人”。这类女性作为晚清、民国公使和外交官的妻妾陪同丈夫出国，从而得以远赴欧美。这类特殊的出国女性大多受自身学识、身份、观念等原因所限，“对于中国妇女认识外部世界，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⑧②教会女子。“我国最早出洋留学的女子既不是官费派遣，也不是自费留学，既不是名门闺秀，也非富家小姐，而是由传教士携带、资助的贫寒人家的女子。”⑨有学者甚至认为：“事实上中国女子留学的先驱者是教会女子”。⑩③游学女性。这类人员的构成相对复杂，但一般在国内已经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初步受到过西方文明的启蒙，同时也具备良好的家庭条件，因此或者“因私”出行或者受执政当局派遣。她们往往不以固定学校及选定的专业为前提，而是以考察、旁听或短期进修的方式开展研习。④女留学生。这其中除专门攻读学位的女性之外，虽然也有不完全以攻读学位为目的的，但相对能够比较稳定地修学某一专业或课程。比较上述三种类型，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过西方文明熏陶和教育洗礼的现代女性，这是人数最多，也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重要群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优秀的女作家如冰心、陈衡哲、林徽因、袁昌英、陈学昭、苏雪林、冯沅君、吕碧城、白薇、罗淑、陆晶清、凌叔华等都是出自这一群体。 重要的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在上述优秀女作家当中，除冰心(留美)、陈衡哲(留美)、白薇(留日)外，全部都曾留(游)学欧洲，这也再次印证了前述早期留学海外多以欧洲诸国为首选地乃至影响海外华文文学发生之说。当然，聚焦她们在海外求学期间的书写或者回国后的海外叙事，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还难以纳入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但是，某种意义上，这些书写则在一个“跨域模式”的话语层面上与其他海外华文书写共同汇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精神传统的源头活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