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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远的乡愁、文化认同与海外华文文学“元命题” 毫无疑问，如果说乡愁是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心理现象，其实质就是对家园——终极家园的寻找；那么在中国文化精神谱系之中，它也最具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品质。人们在始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一浩渺绵延的乡愁长河中，谱就了多少惊心动魄的精神救赎之典。而时至“出走”海外的当下，身处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回望已然荒芜和破碎的“家园”，更是强烈地承受到从未体验过却又无所不在的乡愁的噬啮。一如苏雪林1922年初到法国的《夜失眠晓起揽镜失容怆然有作》：“离愁日日浓如酒，酿到新秋味更醇。镜里朱颜不常好，客边岁月易催人。沧桑阅世都成感，哀乐年来渐觉真。万里烟波身独寄，海天东望涕沾巾”；(21)陈学昭有着浓重的巴黎情结，曾自认“我已俨然成为巴黎人之一份了”，然而，故国“江南”才是她永远的牵挂，“我在这三万余里外遥听着涛声，在夜雨中，‘春潮夜雨晚来急’，我遥听着，让这几番的春雨，几番春雨中带来的涛声，清醒我沉入于这病态里的身心呵。我所忆的江南呵，那里有着我不死的生命，我走遍了世界所找不到的。”(22) 是的，她们“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此在状态，从早期留学生“求学外洋”是为着“改造中国文化”一类的不以移居国外为目的的意愿看，即便是写尽了“独寄”的“离愁”与“客边岁月”，却也在“不如归去”(23)的内心呼唤中得以自慰；即便以为已是“巴黎人之一份”却也未将归属感赋予巴黎。在这里，她们把乡愁和思念或者典化于母国的诗词歌赋，或者具象化于故乡的风物人情，从传统意味的乡土情结上看，这应该还只是一种相对单一或世俗伦理层面的情感运思，某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但是，我们则无法否认，留学本身的这种“跨域”行为，业已规定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及其精神形态，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交集与融合，已经符号化为他们某种文化性格的表征，特别是其间那种因为地域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变迁而获得的空间体验，那种因为置身于异质文化的相互撞击而获得的特殊文化经验，经由精神遗传，必然影响着此后跨域迁徙的人们对其生存空间的知觉形态。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与“海外华文文学”发生了关系，先前强烈而绵长的乡愁，又融入并化合了寻根、失根、悲苦的主题和品质，作为一种隐喻，无疑形构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元命题”。 同样的，传统文化的坚固与历史惯性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与压迫的对冲，一直角力于这一代学人从生命体验到主体建构的全过程，在这种情形下，乡愁变成了永远无法完成的文化清理，更造成了她们文化认同上的艰难转身。 苏雪林《棘心》中的留法女生杜醒秋，纵使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法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更给予了她“心灵世界的觉醒”的强烈感召，但还是以难以理喻的理智态度，强行扼杀了自己对于其他男性的感情，屈从于由亲权和礼教所编织的罗网，在归国后违心嫁给了自己逃拒的未婚夫，从而陷落自认为的“那个蜕变时代的人不免都带着点悲剧性”(24)的命运窠臼。陈学昭《南风的梦》中的女主人公陈克明也是留学法国，比起杜醒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大胆挑战传统的时代女性。她自己也声称，“宁可做一个跌倒在十字路口的饿殍，受人们，受大众的无情的冷酷讥笑及践踏，也不要匍匐在某一个男权的威势与玩弄下而吃一口安稳饭”。(25)然而，她最终也还是无法摆脱由于身处异域且又陷入爱情、学业和生存的多重困境而不得不带着失望和痛苦回国，所有的追求犹如一场“南风的梦”。凌叔华(26)的《吃茶》中，留洋归来的王斌显然就是个符号化的人物。虽然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西风东渐，但是，王斌对于女性礼貌、殷勤、体贴、周到的“西方文明”表征，待字闺中的芳影先前自以为获得“女士优先”的礼遇便是王斌对其“有意”的爱情想象，以及在接到“张梅先女士与王斌先生”结婚请柬后的失态和懊丧，在在都凸显出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及其彼此的严重“误读”。在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密码夹缝之中的“芳影”们应该如何“处置”自己? 这些各色人等，或曰处于“食洋”“化”与“不化”之间的女性，在新旧时代的转折点上，面对中西文化及其传统与现代的“迎或拒”，已然表现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认知方式，一方面，由于具有优于同代女性甚至男性的问学条件，能够“求学外洋”，或者有“资格”进入留洋人士的“上流社会”，从而获得了自我独立人格的充分自信，乃至对成为时代新女性的热切想象；另一方面，在格格不入的异质文化语境以及传统男权话语系统的合力包围中，她们又常常迷失了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与肯定，最终或者顺遂了传统的强大惯性又回到了出发的原点，或者以自认为获得的所学专长及能力来抵消和逃避存在的困境。对于这些自始至终都表现为犹疑纠结的矛盾体，苏雪林借其《棘心》里的留学生人物做出了最契合的注脚，“我恐怕永远是一个怀疑者吧，我将永远为烦恼所困吧”，“我始终是一个人生旅途上的漂泊者”。(27) 固然，与后来进入冷战时期和后殖民语境的流散现象与流散写作，对乡愁表达与文化认同的诉求交织着寻根、种族、身份、阶级、性别、宗教等多重价值维度的根本不同，对于这些“怀疑者”和“漂泊者”而言，客居异乡只是她们追求人生目标的一种暂时的生存状态，是实现价值目标——如学业有成——的必然过程，其出发点与目的地最终是统一的，不论最终学有所成或学无所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充其量只是“别人家”的“逗留者”。(28)但是，正是她们的“怀疑”与“漂泊”状态，则“率先”给出了海外华文文学对多元文化语境下原乡/异乡、离散/回归、认同/拒斥关系，虽恒久不绝地追问却又永难破解的暗示。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她们的主动“求学外洋”与后来者的放逐与被放逐“前赴后继”的乡土及其认同想象，精神位置与情感羁绊聚散的场所/空间，无疑都共同投射于“中国”这一符号上。如此一来，其传统文化精神资源不论是处于社会激烈转型、人文价值脱序，或者是历史重构、民族复兴的任何时期，也不论其是否足以有效地承载和支持她们的情感着陆和身份重建，有一点则毋庸置疑，在这里，她们不期而遇地完成了“怀疑者”和“漂泊者”与“放逐者”和“流散者”追思认同仪式的交接。于是，无论其彼此的生存被文化重置或错置于何时何地，也无论其同根相承却异质变奏的主体建构态势是急是缓，烙印于她们与生俱来的文化胎记和精神血统，无疑则构成了她们彼此生命深处永远的文化传承，或曰海外华文文学某种意味上的“文化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