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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南韦杜”与唐代韦氏 京兆韦氏家族是唐代的关中望族，其居住地集中于长安城南的“韦曲”，与居于“杜曲”的杜氏并称，时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谚语。京兆韦氏分支有逍遥公房、小逍遥公房、郧公房、南皮公房、平齐公房、郿城公房、彭城公房、龙门公房、驸马房等。其中文学较为繁盛者主要有逍遥公房、小逍遥公房和郧公房三支。对于京兆韦氏的繁盛，史家早有评论。《隋书·韦世康传》：“韦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余庆所钟，或入处礼闱，或出总处方岳，朱轮接轸，旟旆成阴。在周暨隋，勋庸并茂，盛矣!”(26)《旧唐书·韦述传》：“议者云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明于音律，则万石为最；达于礼仪，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27) 长安城南的韦曲庄，唐时为名胜之地，其繁盛情况我们可以用宋之问《春游宴兵部韦员外韦曲庄序》加以印证： 长安城南有韦曲庄，京郊之形胜也。却倚城阙，朱雀起而为门；斜枕冈峦，黑龙卧而周宅。贤臣作相，旧号儒宗；圣后配元，今为戚里。韦大官双珠绝价，百金懿名，文华得俊于陆氏，兄弟掩誉于荀家。先人结庐，当大厦之地；众宾连袂，乘暮春之月。观其奥区一曲，甲第千甍，冠盖列东西之居，公侯开南北之巷。嬴女楼下，吹凤降于神仙；汉妃馆前，濯龙走其车马。地灵磊落而间出，天爵蝉联而相继。拜郎起草，袭雁而传羔；补衮司槐，送伯而迎季。尔乃辟虚幌，敞华筵，闺门之秀士咸集，京邑之清流毕萃。万株果树，色杂云霞；千亩竹林，气含烟雾。激樊川而萦碧濑，浸以成陂；望太乙而邻少微，森然逼座。(28) 韦氏之庄处于城南形胜之地，却倚城阙，斜枕冈峦，甲第千甍，冠盖相望，其间名人辈出，荣耀当世，唐代韦氏作相者就达十七人之多，加以家学传统源远流长，“旧号儒宗”。宋之问的这篇游宴之序，壮城南之地理，写韦氏之家族，真是表现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地理状貌和人文风致。 唐代韦氏家族的繁盛，在新出土文献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韦氏家族新出土的墓志不下百方，仅诗人墓志就有《韦承庆墓志》、《韦济墓志》、《韦希损墓志》、《韦应物墓志》、《韦渠牟墓志》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人墓志出土的同时，多数还有其妻墓志和族人墓志同时出土，如韦济所撰其妻《刘氏墓志》与韦济墓志同时出土，成为颇受关注的鸳鸯墓志。韦应物家族的墓志一并出土了四方，即韦应物夫人《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韦应物子《唐故监察御史里行河东节度判官赐绯鱼袋韦府君墓志》、韦应物媳《唐故河东节度判官监察御史京兆韦府君夫人闻喜县太君(裴棣)玄堂志》，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20世纪以后，陕西西安大量出土中古墓志，其中唐代最多。集中著录者就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一、二)、《陕西碑石精华》、《昭陵碑石》、《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长安新出墓志》等。即以最新问世的《长安新出墓志》而言，该书共收录墓志184方，其中唐代墓志148方，而唐代的韦氏家族墓志就达到41方。长安作为唐代韦氏家族最集中的聚居地，新出土的著名人物墓志就有韦思谦、韦承庆、韦应物、韦济、韦正贯、韦询等。韦氏作为名门望族，靠着家族的凝聚力和文化的凝聚力，以及望族之间的相互联姻作为纽带，绵延了数百年。杜氏聚居于“杜曲”，韦氏聚居于“韦曲”，韦杜二族都是高门望族，故常常联姻。新出土《唐故丰州永丰县令韦府君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铭并序》：“曾祖秀，魏黄门侍郎，周吏部侍郎、思宁县开国公。祖懿，隋仪同三司、礼部侍郎、太仆卿、甘棠县开国公。父乾福，皇朝朝散大夫、遂州司马。”(29)“秀”应即“景秀”之省，是知“懿”为“景秀”之子。又《唐故邛州火井县丞韦君夫人杜氏墓志铭并序》：“曾祖懿，隋金部侍郎。祖乾福，唐遂州司马。父崇基，唐文、成二州刺史。”(30)杜氏娶于京兆韦氏家族者，亦见《有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东京副留守上柱国濮阳郡开国公杜府君夫人扶风郡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并序》：“夫人，京兆杜陵人也。……以建中三年十月十七日，终于上都延福里之私第。”(31)是皆京兆韦杜联姻之实证。以韦杜为代表的望族联姻，也是“城南韦杜”作为世家大族，在唐代一直显赫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长安新出墓志》中，与唐代杜氏家族相关的墓志只有3方，当然，出土墓志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相互对比不一定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但这一现象还是能够说明杜氏在唐代的关中士族中，地位较韦氏逐渐降低，其各个支系，也在向长安以外的地方迁移。结合“有关杜氏祖茔及归葬地的改变，联系杜氏隋唐时期所出宰相与统治者婚姻情况等，可以进一步映证出杜氏在城南韦杜及关中韦裴柳薛杨杜六大郡姓排列中地位的下降”(32)。但我们从唐代韦杜任职宰相来看，韦氏宰相共17人，杜氏宰相共10人，数量都较多，而韦氏更优于杜氏。就时代而言，韦氏宰相玄宗以前占11人，中晚唐仅有6人，杜氏宰相10人中，中晚唐占7人。因而从出土墓志的数量等情况来说明，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从士族声望和政治影响来看，中古杜氏自杜预之后，声名最盛，历经隋唐，代有名人。《魏书·杜铨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初，密太后父豹丧在濮阳，世祖欲命迎葬于邺，谓司徒崔浩曰：‘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浩对京兆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命营护凶事。’浩曰：‘中书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之后，于今为诸杜之最，即可取之。’”(33)杜甫叔父《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称“汉御史大夫周、晋当阳侯预之后。世世冠族，到于今而称之”(34)。因此，韦氏和杜氏在唐代三百年中，政治地位或有变化，而总体作为望族的影响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二者不同的是，作为宗族聚居之地，韦氏仍然集中于京兆长安，杜氏则分支迁徙较多，至于杜甫一族，则移居到河南巩县。在新出土的墓志当中，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出土杜氏墓志较多。但尽管如此，杜氏仍以京兆作为自己族望象征之地，杜甫自称“杜陵野老”和“少陵野老”就是明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