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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略策 “商略策”的鲜为人知，主要是由于“误会”。宋人王谠《唐语林》云： (进士)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究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23) 显然，这段文字几乎完全是对(上引)封氏所记的抄录，仅有微小的差别：将两个“商”字改为“方”字，三个“通”字改为“道”字，又将“精博”改为“精究”，此外还补一“略”字。这些改补，有的必要，有的不必，有的则可能是误会。如改“商”为“方”，虽一字之差，却变成不同的策体。后世相沿，愈失真相。周勋初先生在《唐语林校证》中虽对其出处和文字异同有所交代，(24)但未下己意，似已认同。赵贞信先生的《封氏闻见记校注》反据《唐语林》改补，(25)遂使王氏的改文变成了封氏的“原文”，于是“方略”取代“商略”，“方略策”便成为进士科策体之一，“商略策”则被“遮蔽”而不为人知。 王氏为何改“商”为“方”?目前尚无直接证据。或许他只知道唐代有试“方略策”，并不清楚有试“商略策”，遂误以为封氏所记“错误”而加“改正”。实际上封氏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不应轻易予以否定。其书所记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也说明他对当代掌故的谙知。尤其是像(上录)“旧例……”“近者……”这样时间性、细节性很强的记述，是很难凭空杜撰出来的。而且“商”字也不大可能是“方”字的笔误，因为封氏接连用了两个“商”字，并且是承上文所记明经、秀才、进士试制而下，其上文明确提到“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以及“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26)等事实，两处“方略(策)”皆与“秀才(科)”相关联，“时务策”则与“进士(科)”相关联，可见其于科目和策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分别甚明，不应在随后的记述中连出“错误”。另外这种“错误”仅见于《唐语林》，诸本《封氏闻见记》皆作“商(略)”。由此可知封氏的原记应属可信，而王氏所改为误。也就是说，“商略策”原为唐代进士科策体之一，而“方略策”则不在其中。 “商略”有策画、讨论、计议之类的含意，(27)在古代文献中用例颇多，并不生僻，如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序》云：“升平之末，岁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轸，顿驾于吴，乃帅门生故吏、我兄弟子侄，研讲六籍，次及‘三传’。《左氏》则有服、杜之注，《公羊》则有何、严之训，释《谷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己。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28)这里的“商略”有讨论、分析、辨正、商定之义。《世说新语》云：“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座，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问：‘杜弘治何如卫虎?’桓答曰：‘弘治肤清，卫虎奕奕神令。’王、刘善其言。”(29)这里的“商略”有品鉴、比较、评判之义。唐人的“商略”用例尤多，如《贞观政要》云：“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30)这里将“讨论坟典”与“商略政事”对举，“讨论”和“商略”互文，则“坟典”、“政事”尽在其列。 “商略”也见于有关唐代试策的文献记载，如《册府元龟》载开元二十二年三月诏曰：“博学、多才、道术、医药举人等，先令所司表荐，兼自闻达。敕限以满，须加考试……多才科，试经国商略大策三道，并试杂文三道，取其词气高者。”(31)“多才科”属制举性科目，“商略大策”过去曾以为是“方略策”，(32)现在看来应属“商略策”，亦即是讨论治国安邦之类问题的试策；“大”应是指体量(篇幅)较之一般试策更大(长)。这表明制举试策中也有“商略”一体。 传世的唐代试策文本也可印证确有“商略”策体。如颜师古《策贤良问五道》，是较早的也是仅存的唐代“贤良”试策，(33)其第二道问尾云：“识达化方，久应商略。既无碍滞，悉俟敷陈”(34)。“识达化方”是说(考生)通晓“致化”(儒家政治的成功境界)的方略；“久应商略”是说(考生)为应对“商略”(实即参加试策而商讨政事)准备已久。故这里的“化方”、“商略”既是对问题内容的提点，也是对内容的性类、状态和(解答)方式的指示，同时还有“嵌入”科目名称的用意，与第三道中的“既充廉洁之选，又应正直之科”、第四道中的“学综古今，想宜究悉”、第五道中的“佐时经国，此亦一隅。既膺斯举，何所兴让”等表述“异曲同工”。实际上这五道策问中不仅有“方略”性和“商略”性问题，还有“时务”性和“征事”性问题，虽然其策体特征还不够突出，但已经具有“商略”的称谓和“商略策”的基本要素和形态。 现存唐代进士试策文本虽然数量有限，但商略策则屡见不鲜，而且显得更为独立和成熟。如(上录)元结《问进士》第四道云：“试一商之，欲闻其说。”便是对其策体的点明。他如张说《试洛州进士策问四道》之第二道、杜甫《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道》之第一道、韩愈《进士策问十三首》之第十道、白居易《礼部试策五道》之第二道、《进士策问五道》之第一道、权德舆《进士策问五道》之第一道、《贞元十九年礼部策问进士五道》第一道、第五道、《贞元二十一年礼部策问五道》之第一道、第二道等，虽没有如此点明，但从其策体上看应属“商略”一类。不仅经常出现，而且有时(一次所试五道之中)不止一道，可以说“商略策”是唐代进士科常用的策体之一。 作为一种策体，商略策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内容具有可商性：或犹疑，或分歧，或矛盾，或两难，总之是有待商量、讨论和评判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实际存在的，也可能是策问作者(考官)有意“设计”的。同时这些内容是以“商略”的状态出现在问题中，并用“商略”的方式来给题和答题。在文字上则经常使用“商”、“辨”、“商略”、“别白”之类的字眼，或用“愿与诸生论之，无惑于旧说”、“若然，则明哲者不成仁欤?杀身者非崇德欤”、“岂精义有二耶?抑学者未达其微旨耶”之类的表述。 大抵传世文献和试策文本已可证明，唐代进士科所试“时务策五道”中确实有“商略策”，而且是仅次于时务策的重要策体。过去由于误会和误改，使其长期湮没无闻，现在应将其改正过来，恢复“商略策”原有的名称和地位；同时取消“方略策”在进士试策中不应有的名称和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方略策”在唐代试策中不重要，实际上可能更加重要，但此属别一问题，当另文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