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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时务策 “时务”一般解释为“当世的要事”(14)、“当世需要之政务”(15)，但并非所有的“时务”都可以进入进士试策；或者说进士试策中的“时务”有其特点和要求。据记载，唐初名臣魏征撰有《时务策》(16)，“凡答问百条”(17)，虽然尚不能确定是否为正式的官试策，但至少可以作为进士科自“国初”以来即试时务策的一个旁证。魏征《时务策》文本不见于中土久矣，其内容的具体情况亦不得其详。日本《令集解》中尚存其片段，该书《考课》门于“凡进士，试时务策”下注云：“谓时务者，治国之要务也。假如：‘既庶又富，其术如何’之类也。释云：时务，谓治国要道耳。《吕氏春秋》‘一时之务’是。假如：‘使无盗贼，其术如何’之类。《古记》云：‘时务，谓当时可行时务是非也’……案：如魏征《时务策》也。问：‘乡邑何因无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答：‘九族之说，著在《虞书》，六顺之言，显于鲁册。故义夫彰于魏缺，节妇美于恭姜，孝子则曾参之徒，顺孙则伯禽之辈。自兹已降，往往间出。石奋父子，慈孝著名。姜肱兄弟，恩义显誉。当今天地合德，日月齐明，万国会同，八表清温。然上之化下，下之必从。若影逐标，如水随器。但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教之以义，怀之以仁，则孝子顺孙，同闾如市；义夫节妇，连袂成帷。荡荡之化可期，魏魏之风斯在。’”(18)这里的“问—答”部分应是对魏征《时务策》原文的引录，而两个“假如”部分，也可能系魏征《时务策》中的问题，皆属难得之遗珍。由此推测其关于“时务”的解释也应与当时(唐初)(19)的通常用义相去不远，有几点颇可注意：一是“时务”是“治国”之务，亦即是关于国家政治的而非其他的事务；二是“时务”是“要”务，亦即是紧要的而非一般的事务；三是“时务”为“当时”之务，亦即是当下迫切的而非远离现实的事务。同时“时务”还有性类的不同：如果说“既庶又富，其术如何”之类是从正面着眼，属于建设性时务的话，那么，“使无盗贼，其术如何”之类便是从负面着眼，属于救治性时务；而“当时可行时务是非”又似是对时务是否可行的考量与评判之类。由于唐初取士各科只有进士科试时务策，因此这里关于“时务”的解释应是就进士科所试时务策而言的。也就是说，进入进士试策的“时务”，通常是当前紧要的政治事务，或为建设性的，或为救治性的，或为考评性的，而以救治性时务居多，这一点可在现存唐代进士试策文本中得到印证。 唐代进士试策文本传世甚少，其中“问—对”(20)俱全者尤少，为便于观察且限于篇幅，这里仅全文引录元结的《问进士》五道如下： 问：天下兴兵，今十二年矣!杀伤劳辱，人似未厌。控强兵据要害者，外以奉王命为辞，内实理车甲、招宾客、树爪牙。国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亚者公侯，尚不满望。今欲散其士卒，使归乡里；收其器械，纳之王府；随其才分，与之禄位。欲临之以威武，则力未能制；欲责之以辞让，则其心未喻；若舍而不问，则未睹太平。秀才通明古今，才识杰异。天下之兵须解，苍生须致仁寿。其策安出?子其昌言。(第一道) 问：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资序、积劳考二十许年不离一尉；至于入廊庙、总枢辖，则当时名声籍甚者得至焉。今商贾贱类、台隶下品，数月之间，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至于廊庙，不无杂人。如专经以求进、主文而望达者，若不困顿于林野，则必凄惶于道路。今日国家行何道得九流鉴清?作何法得侥幸路绝?施何令使人自知耻?设何教使贤愚自分?(第二道) 问：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未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忽遇凶年，谷犹耗尽。当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则耕可知。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诸道聚兵，百有余万。遭岁不稔，将何为谋?今欲劝人耕种，则丧亡之后，人自贫苦，寒馁不救，岂有生资?今欲罢兵息戍，则又寇盗犹在，尚须防遏。使国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战无兵?用何谋使纵遇凶年，亦无灾患?(第三道) 问：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斛估钱五百尚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匹估钱二千尚贱。今耕夫未尽，织妇犹在。何故往年耕织，计时量力，劳苦忘倦，求免寒馁?何故今日甘心寒馁，惰游而已?於戏!曩时粟帛至贱，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贵，衣食至难，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试一商之，欲闻其说。(第四道) 问：古人识贵精通，学重兼博。不有激发，何以相求?“三礼”何篇可删?“三传”何者可废?墨氏非乐，其礼何以?儒家委命，此言当乎?彼天女、天孙，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弟妹是谁?驵侩与伧奴宁分?一纯将二精何说?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妇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毒铜产于何国?何乡无水可饮?何地卧冰而温?何人恩信过于田横?何人壮勇等于关羽?何人凿坯而遁?何人终日扫门?无浅近之不为，悉说。(第五道)(21) 此策问作于永泰二年(766)，正值“安史之乱”后。第一道起首便直切当前：“天下兴兵，今十二年矣!”随后提出现实问题：天下“杀伤劳辱”已甚，国家不堪负担，然“控强兵据要害者”仍谋求扩张自大，朝廷不能控制，问“其策安出”；第二道提出“往年”和“今”在官吏选任上的偏失：前者循资迟滞，后者草率污滥，遂使吏道混乱，人才屈抑，贤愚不分，风气败坏，问有“何法”、“何令”、“何教”；第三道先说“开元天宝”时期农耕发达，储粮丰足，遇到凶年尚且耗尽，而“今”农耕荒废，天下空虚，还要养兵百万，而现实问题是人民既无力恢复生产，国家又不能罢兵归农，问有“何策”、“何谋”。不难看出，这三道皆属事关天下安危、苍生存亡的紧要而具体的政务，直接要求考生给出解决办法，此属“时务策”无疑。第四道问“人心勤惰”，虽然也涉及现实问题，但所关注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造成问题的原因。特别是最后的“试一商之，欲闻其说”，明确提示考生以“商略”的方式各抒己见，故应为“商略策”。第五道以“古人识贵精通，学重兼博”发端，然后提出各种各样文史博物问题要求考生解说，故应属“征事策”。这样五道试策中便有三道时务策，一道商略策，一道征事策，恰与上述封氏所记“旧例”相合；但不会是巧合，而是元结的“有意为之”；之所以要“有意为之”，则是由于体例规定如此。而且，这五道策问所含三种策体都很典型，尤其是三道时务策中的“时务”，不仅都是当前的，而且都是严重的、紧迫的、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且皆属救治性问题，要求直接给出解决办法。另外，在策问的表述上，频繁使用“今”、“当今”、“今日”等时间性词语，突出其当前性；问尾的“其策安出”、“作何法”、“施何令”、“设何教”、“用何策”、“用何谋”等，则有指示内容性质和解答方式的作用。凡此皆可作为识别“时务策”的主要特点和标志。 还可注意的是，这里的“征事策”所“征”之“事”多属“学”“识”性质的，与“时务”的关系不是很密切。这似乎说明：进士试策中的(分体)“征事策”(或“商略策”)不论其与“时务”的关系是否密切，都与其他分体策一起，被“总体”地称作“时务策”。我们知道，唐代取士的常科在初期大都“止试策”(22)，亦即只有一个考试项目即试策，秀才科试“方略策”，明经科试“经义策”，进士科则试“时务策”。可知各科所试“策体”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的分工安排，因此不同的策体既规范着该科目试策的内容体制，还有将其与别的科目策体区别开来的用意。然则进士科所试五道策在早期可能都是较为典型的“时务”问题，因而不论是“总体”还是“分体”都是名副其实的时务策；后来逐渐演变为“二级三体”结构，其中便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非典型”时务策，但在总体表述时仍称其为“时务策”。于是便形成这样的情况：进士所试五道策，在保证其主体(如三道)为典型时务策的前提下，其余部分不论与“时务”的关系是否密切，都不妨(总体上)称其为“时务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