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此我想补充的是，“知性散文”是一个定性的概念，从文体上看则“知性散文”也可称为“随谈录”，恰与“随感录”式的战斗性杂文、“随想录”式的情调美文鼎足而三，构成现代随笔的三个分支。倘就文章的渊源谱系而论，则中国现代的散文其实都导源于西方的随笔，进而分别与中国固有的杂文、小品和论议文章相结合，于是分流为三，其中“随感录”式的战斗性杂文、“随想录”式的情调美文先出，“随谈录”式的知性散文则直到40年代才成规模地崛起于南渡的学院文坛，却长期被学界所忽视。毫无疑问，“随谈录”式的知性散文之崛起乃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散文运动。对它的文学史意义，我在此前亦曾有所论说—— 从现代散文的发展史来看，知性散文在上世纪40年代的崛起意义重大：它有力地矫正了被杂文的刻毒褊急、情调散文的感伤煽情和趣味小品的轻薄玩世所左右了的30年代文风，恢复了中外散文艺术之纯正博雅的传统，不仅拓展了现代散文的艺术天地，而且深化了现代散文的思想境界。而今回顾中国现代知性散文的历史，或许也有助于当前的散文写作走出狭小的美文和浅薄的小品之牢笼，进而从“抒情主义”的作茧自缚中解放出来，开拓出更为广博精深的境界、获致更为耐人寻味的美感。(49) 我得老实承认，当我在五六年前说这些话的时候，尚未完全找到杨振声这几篇随笔的原始出处，所以只能把他算作知性散文运动中的一家而论列；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些随笔的原发刊物，再联系他在抗战前的若干言论，则可以断定杨振声就是知性散文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当然，杨振声并不据守于知性散文，他在四十年代末纪念朱自清的一篇文章里，就纠正了自京派以来把散文缩小为小品的误解，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现代散文概念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我们叫这种散文是小品文，意思若是说另有一种大品文或雅文，专供大人先生之用，这误会还小；若是认为小品文其品不庄，只供文人游戏笔墨，以是不敢当散文之正统，只能自居于散文之旁支小道，这误会可就大了。直截了当的说，现代散文就是这个样子。随便你怎么叫，叫它身边随笔(personal essay)也好，叫它小品文也好，它虽不完全接受散文的传统，却自然而然的成为散文的正宗。它可以写身边琐事，也可以讨论国家大事；它可以说理，也可以抒情；它可以诙谐，也可以庄重。它只是把一切问题，那怕是哲学的与科学的，说得更自然，更亲切，“就近取譬”罢了。……(中略)现代散文可以让孔子“莞尔而笑”，这并不失为圣人之徒，只不是假道学罢了。(50) 与此同时，杨振声也严肃批评了传统才子风流自赏的游戏文学观和现代文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文学观，重新强调文与行、做人与作文的紧密关系云—— 让我们想想看，是不是文人就容易无行，或是必须无行?假使我们把文人与文章给他们分开，中间让他有点距离，这结论就可以恰恰相反。不必说古今中外多少好文章偏不是文人作的。就专讲文人吧，好文章也是生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生出来的文章就好比生出来的花果一样，清新而实在。因为这是一种生命力自然的表现。写出来的文章，顶多只是些纸花吧，看来未尝不美，可是它缺乏清新，更不实在。因是(为)这不是生命力的表现，只是些假模假样的玩意儿。尽管有人喜欢这个，但这个却不能算是文章。 假使文人不甘扎纸花的话，顶好连那个文人的头衔都不要，先从作个“人”起码。干干净净的一个人，没有一点假借，一丝掩护，只是赤条条的一身，立起脚跟对人，对宇宙。在人生无穷尽的挣扎中，备尝生命的痛苦与欢欣，阅尽连珠式的成功与失败，在火的洗礼中涤除自身的罪恶，在鬼魔的世界里领取整个人类的不幸。 ……(中略) 这样，他的生活与工作，都是艰苦的。他被称为文人，是他的不幸。他写文章，是他的不得已。 就像文同所说，画竹是他的病一样。那就与要作文人便写文章、写了文章便成文人的一种典型大大不同了。(51) 这确是立身为文的根本之论。不难想象，抗战后重返北平的杨振声之所以发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诤言，很可能是有感于一些京派文人在抗战时期做人堕落不堪、为文徒托空言之教训吧!而在流行虚拟、伪装自我、众声喧哗的今天，杨振声的诤言更具有耐人寻味的意义。 2014年2-3月初稿，8-9月修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