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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谢!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苏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31) 胡适如此强调好事、负责、守道、工作，这在首倡“人的文学”、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32)的周作人听来，岂非逆耳之忠言?!然而周作人并没有听进去，此所以稍后才有胡适支持梁实秋一再批评京派、直至斥为“魔道”也。(33) 顺便说一下，在批评京派名士消极不负责的人生态度和孤芳自赏的文学趣味方面，《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作家和左翼作家倒是不无一致性的，那一致就是对一种积极负责、关怀社会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态度之信守。鲁迅对京派的多次批评、胡风的《“蔼里斯的时代”问题》，都是人所熟知的，此处不妨举更年轻的左翼作家唐弢对周作人的一段批评吧—— 这几年来，在文字里，知堂先生已经充分地表示了他走向消沉，走向法郎士所谓“一面使人看出他们是那样自私，那样卑怯，但一面却还想人家叹服他们感情底宽大和灵魂的高洁”的这一条路。知堂先生已经从前线退却，所谓“寄沉痛于幽闲”，不过是一句美丽的谎话，实际上，他所需要的，倒是消极，是个人主义。 不过个人主义也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所以他仍免不了要悲哀。 这悲哀是由于虚无，由于幻灭。知堂先生虽然以为“明智的人”可以不必关心所谓时代，然而事实上，时代是决不会轻轻放过他们的。(34) 这不是与闻一多指斥周作人以至胡适委婉批评周作人的话几乎完全一致么? 这种一致性饶有意味地反映在当时的一件文坛盛事——《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上。按，此次评奖从193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日启动，至1937年5月15日发布评奖结果，历时多半年，委实严肃而且慎重。而据协调评奖活动的萧乾透露—— “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会请的主要是平沪两地与《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提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投票推荐”，到1937年公布的结果是： 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35) 按照近些年的流行之见，当年《大公报》文艺奖的评选活动是纯属京派的文学盛事，体现了京派强大的文化权力。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并且带着美学意识形态偏向的历史叙述，其实这次评奖活动乃是文坛各种力量交集和博弈的结果，恰恰折射出京派的由盛转衰、显示出文学导向的转换。这反映在评委的构成上，并非京派一支独大。诚然，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都是京派人士，而色彩鲜明的资深左翼作家如茅盾当然不便出面，但叶圣陶、巴金可都是著名的准左翼作家，领衔的评委杨振声以及来自武汉的凌叔华乃是代表《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朱自清则是名作家兼教授，他曾经一度与周作人的小圈子接近，但三十年代以来却接近杨振声的立场并且也渐渐靠近了左翼，至于协调其事的萧乾虽也算京派作家，却曾经接近左翼而今重又接近左翼，就连京派批评家李健吾此时也有接近左翼之处。从参评的四部作品和得奖的三部作品来看，小说先是考虑田军(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那当然是左翼作品，后来改为芦焚的《谷》，戏剧则是曹禺的《日出》，而当年的芦焚和曹禺却都是准左翼作家而非京派文人，(36)只有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算是典型的京派作品。并且据萧乾后来透露，“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设立，并无为京派授奖的动机，其实“最初京、海以及武汉的凌叔华都同意把小说奖给《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但他通过巴金向我表示不愿接受，所以才改给芦焚(师陀)。”(37)这个不约而同显然反映了民族危亡的现实对文学评奖及文学导向之影响。《日出》的获奖众无异议，而《画梦录》的得奖乃是林徽因等京派评委坚持的结果，这样总算有一部纯京派的作品获奖了，可是就连这唯一获奖的京派作家也业已转向为人生的文学之路、进而转向了左翼。然则，这样的评委构成和评选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若说这是左翼-准左翼与《现代评论》-《新月》派合谋挤压京派，可能有点夸张，但说这反映出在国将不国、人间何世的时势下，各种关怀现实、积极介入的文学力量相互靠拢，及其对消极避世、孤芳自赏、趣味自遣的文学之不约而同地敬而远之，或者不算过分吧?由此也可看出，此时京派的问题和限度已暴露得很明显，其影响力显然弱化了，并且也开始分化。 《大公报》的文学评奖、《文学杂志》的创刊以及胡适、梁实秋等人对京派的批评，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三件事。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于是一度重振的北方文坛随之分流和分延，而一度复兴的京派也随即分化和衰落：绝大多数北方文人包括少壮的京派文人，都南渡到大后方西南或奔赴辽远一角的西北了，少部分则移居上海，先在孤岛积极抗战，此后则或奋力潜移于西南或坚韧默存于沪上；滞留在沦陷了的北平的，只有周作人和围绕在他周围的俞平伯、废名、沈启无、尤炳圻等少数几个名士，一切似乎又回到二三十年代之际京派初兴的时候，然而历史其实不可重复，等待这些“京派中的京派”的乃是没落和堕落…… 回头再说杨振声。抗战爆发之初，年近五十的杨振声临危受命，担任教育部代表，作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委员兼筹委会秘书主任，参与筹建长沙临时大学，稍后又参与西南联合大学的领导工作。与此同时，杨振声也再次担负起推动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重振之责。由于战时条件艰苦，杨振声为推动学院文坛重新振作，可谓用心良苦。兹举其荦荦大者—— 一、为国惜才，积极带动北方文人南渡，坚持抗战并赓续新文学的命脉。比如，就在南渡之始，杨振声就拉上了京派后劲沈从文同行，在南渡的途中又收留失业的京派新秀萧乾以及年轻的张充和等，组成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并自任“家长”，且努力为沈、萧二人推荐工作。杨振声这样“拉一把”沈从文、萧乾，推动二人摆脱了京派的束缚，回归北方学院文坛，积极投身抗战。随后杨振声又力荐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并延聘转换方向的前京派文人李广田来西南联大任教，使他们与时俱进、一展其才，为培养文学新人竭尽心力。 二、据理力争，积极推动新文学教育在大学的开展。按，1928年-1929年杨振声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时，他与朱自清力主新旧文学的接流和中外文学的交流，首先在清华和燕京开过新文学课程，但为时甚短。西南联大略为稳定之后，杨振声又与朱自清联手，推动新文学教育走向大学讲坛。这在当时仍有阻力。据联大中文系学生刘北汜回忆，在1939年年末的迎新茶会上，接任联大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声言：“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朱自清立刻起身提出异议，接着“杨振声教授又站起来附和朱先生的意见，甚至直截了当提出中文系课程中应该增加现代文学比重的问题。”(38)正是在这一时期，杨振声利用自己担任大一国文委员会主任委员之机，主持编撰《大一国文课本》，首次将大量新文学作品选入大学教材，这是一个创举，同时他也在联大中文系开设“中国新文学简史与创作实习”课程，讲授鲁迅的小说、曹禺的戏剧等。 三、率先示范，带动了南渡的北方学院文人的散文写作风。按，由于战时条件艰苦，小说、戏剧等篇幅较大的作品不易发表，南渡的北方学院文人乃借助评论短刊议论时政、针砭时弊，而他们又大都人到中年，乃回味经验、抒发所怀，遂在战时的学院里掀起了一股杂文、随笔写作风。作为南渡学院里最为资深的新文学作家、被朱自清称为“新桐城派”(39)的杨振声，则是这股散文写作新风的开风气者，他率先示范、撰写了一系列清俊通脱、风趣健朗的随笔，与同时和稍后的钱锺书、梁实秋、陈西滢、刘英士、冯至、王了一(王力)等人的散文汇聚一气，蔚为大观，成为抗战时期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上最为可观和美观之收获。 四、奖掖后辈，培养新文学创作的后备力量。1942年10月杨振声介入《世界学生》月刊编务，担任“文艺”方面的主编，后来又推动《世界学生》改为《世界文艺季刊》，他与李广田主编。该刊除了刊发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和李广田等资深文人学者的文稿外，更着意扶持年轻学子汪曾祺、马逢华、孙昌熙、吕德申、白平阶、王佐良、杨周翰等人的创作及译作，显著地推动了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之活跃，并为其北返培养了一批文学新秀。 抗战胜利后，年近花甲的杨振声老当益壮，再次充当了推动北返的北方文坛重振之先锋。按，杨振声是最早衔命北返、负责北大复原重任的人，但他也不忘新文学的前途，所以也积极联络《大公报》等北方大报重振新文学，并率先撰文《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刊发在1946年10月13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1期，发出了在文化上要敢于“去撞自己的丧钟”、在文艺上“打开一条生路”的狮子吼，得到朱自清等人的迅速响应。不久杨振声即领衔创办了《现代文录》杂志、主持恢复《文学杂志》，为北返的学院文人提供了发表创作和议论的阵地。正如常风回忆的那样，“光复后的北平和天津原有的报纸都恢复了，又办了些新报纸。天津和北平两地的报纸都请杨先生和沈先生(指杨振声和沈从文——引者按)主编文艺副刊。他们两位承担了起来，交给几位青年作家负责编辑。杨、沈两位先生还是像以前一样时时刻刻在培养与提掖青年人”。(40)由此，北返的北方文坛不分新老与派别而济济一堂，又一次得以重振。(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