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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论颇为中肯，特别是指出林一存才是《玉君》的真正主角，确是有见之言。回头再看鲁迅对《玉君》的否定，其实不无与陈西滢以至胡适叫板的意味。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曾说，“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⑥按，上面所引陈西滢的话，乃是他对《玉君》的全部评语，其中并没有“因为做得‘长’”所以给予好评之语。其实，鲁迅的这个记忆“失误”折射出他对《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之讨厌，而他竟因此刻意挑剔陈西滢所推举的杨振声小说《玉君》，这也不免有些意气论事而失却公正了。 二十年代前期，杨振声留学美国，专攻心理学和教育学，大约在1924年年中获博士学位，遂启程返国。此后的十余年间——从1926年到1937年，杨振声辗转任教于南北多所高校，逐渐成为民国高教界的高层人物，承担一些院系以至学校的领导之责，从事创作的时间自然有所减少，但也并非如鲁迅所说“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了。鲁迅显然有所疏忽，而推原他之所以会如此疏忽杨振声这十余年的创作，还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杨振声属于以胡适为主导的《现代评论》派(《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至1928年12月终刊，其后身是1932年5月创刊的《独立评论》，出至1937年7月终刊)，而《现代评论》派恰是鲁迅所不喜而力加排斥者，因此连带地对杨振声的创作有所失察，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这十余年间恰正是杨振声在小说创作收获不菲、趋于成熟的时期。他陆续奉献出了《瑞麦》《阿兰的母亲》《小妹妹的纳闷》《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以上均为1926年所作)，《她的第一次爱》(1927年)、《济南城上》(1928年)、《抢亲》(1932年)、《报复》(1934年)、《一封信》(1934年)和《抛锚》(1937年)十个短篇小说，足可以出一个集子了。⑦这些小说的前一半延续了“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创作倾向，后一半则有可喜的新拓展。如表现山东人民抗日爱国情怀的《济南城上》，成功地刻画了两个青年学生在国难当头之际的壮行，读来令人深为感动；《抢亲》《报复》和《抛锚》三篇，乃以作者对其家乡蓬莱岛上的渔家生活观感为基础，着力叙写北方渔民的生活悲欢和豪爽强健的民性，更让人过目难忘。 即如《抢亲》里的辛大爱上了孙家的姑娘小绒，提亲不成，索性就去抢来，“过了三日，小绒脸上也见了笑容。辛大便是这样成了亲”；《报复》里的姑娘小翠先后被母亲许给高二和刘五，高二先下手抢亲成功，不甘心的刘五伺机欺侮小翠，高、刘二人从此结下梁子，可是在刘五遇上海难时，高二还是毫不犹豫地救了刘五，而当刘五看到高二被贼打劫时，他也尽心出手救助了高二，二人因此结成了换命的好兄弟；《抛锚》里的穆三乃是一个欺行霸市、偷窃鱼货的无赖，因此招致渔民的公愤和报复，穆三侥幸逃脱，气愤的渔民将他的相好何二姑抓来装入麻袋、准备抛入大海，此时穆三却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命换回了何二姑的命—— 穆三冷冷的道：“用不着动手，你们放了她，绑起我来。好汉作事好汉当，偷鱼的是我一个人，并不是她!”说完他背转身去，把两手交叉在背后，让他们绑。 大家呆了一呆，翕然的过去把穆三绑了。穆三一动也不动，也不再说一句话。 他们把装何二姑的麻袋装好了穆三，又缠上一块石头。四人扛到一只船上。驶到海心，呐一声喊，扑通一声，麻袋掷入海中。海水激起一个大波，随后是一圈一圈的浪纹向外开展着，消散着。终至于浪纹消失，海水若无其事的恢复了它的平静! 众人散去，落月照着何二姑，僵石似的坐在海岸上，呆然望着海水。⑧ 这些作品以简练明快的文字、克制叙事的风格，将北方渔民伉爽强健的性格和质朴侠义的风俗，刻画得力透纸背而又收束得干净利落，给人格外爽健的美感。应该说，在三十年代的新文坛上，杨振声的这些描写北方渔民生活、渔家风俗的短篇小说，确是难得的佳作。 与此同时，杨振声在散文尤其是杂文的写作上也别有所获。检点他这一时期的散文，抒情记事者颇有特色，但不过五六篇，而杂文则多达二十余篇。杨振声的这些杂文与陈西滢的“西滢闲话”、梁实秋的“骂人文章”等一道，表明“杂文”并非《语丝》派和左翼文人所独擅，自由主义的学院文人也同样不输此道。按，由于杨振声留学时期学的是教育，回国后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1932年后半年辞去青岛大学校长之职后，又受命主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所以他三十年代的杂文多针对教育问题而发，如《也谈谈教育问题》《女子的自立与教育》《识了字干吗?》《养材与用材》《小学与小学国语》等，都是深有感触、立言恳切之作。看得出来，杨振声虽然属于《现代评论》派，但他的杂文其实未尝不受鲁迅的影响，甚至不无与鲁迅相呼应之处。比如，《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一篇，痛心地批评中国民族性因受所谓南朝风雅的影响，乃竞赏才子佳人，“而这民族从此也就衰弱下去，对外族侵略毫没抵抗能力，只伸着好头颈让旁人来砍罢了，其唯一征服外族的方法，是让他们入居中土，同受腐化。及至他们中聪明点的都变成才子佳人，他们也就完事一桩，不足有为了”，进而强调—— 我们并不要什么军国民主义，只不要病国民主义就算得。大家本不妨弄的健全点，我想一个粗大的男子，不应当在女子跟前自惭形秽，女子也不应当见了他便吓一大跳。同样的一个健壮的女子，不应当在男子跟前感觉踧踖不安，男子也不应当见了她便向后转。男子并不是专生给女子看的，女子自然也不是专生给男子玩的。色虽是天性，但美丑只是人下的定义。病态也许有一种美，但那只是病态的嗜好。况且生物的责任，第一得先能自保，第二才是传种。种且不保，传于何有?其实，人生在男女之间，本可成立一种健全的美感；男女之外，也还有更要的生存问题。这只是一个顶自然的人生观念。而环境移人，小孩子是无成见的。 今后粗男壮女，会不会代替了将来的才子佳人?那全在社会的观念改不改。而民族复兴中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一念上头。⑨ 如此立言持论，不仅与鲁迅自“五四”以来批判国民性弱点、改造国民精神的观点相一致，而且与三十年代鲁迅重新发掘民族脊梁、重建民族自信的立场相呼应。并且从此文还可以看出杨振声杂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善于以切身的生活经验来说明比较重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