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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批评也并非泛论，杨振声针对的乃是资深京派作家周作人等。盖自二十年代末以降，周作人感到中国又到了类似明末的乱世，复兴无望了，文弱的文人只能遁逃于艺术。即如所谓“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14)随后周作人便大讲“文学无用论”，既以此对抗所谓新载道派的左翼文学，又以此为自己一派文人卸却对国家社会的责任。由此，一种守弱自适、独抒性灵、趣味低回的抒情主义新风雅做派，便在周作人引领下成为早期京派文学之风尚，算是当年北方文坛上比较抢眼的文学风景。 当此之际，卸下大学校长重任的杨振声回北平负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纂工作，这新工作比较自由、不无余暇，于是杨振声决心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以推动北方文坛的变革。而机会也恰好来了：1933年9月，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报——天津《大公报》领导层意识到此前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太老气横秋，决心换上新文学界中人，他们找到了资深的新文学作家杨振声。杨振声欣然同意，乃将原“文学”副刊改为“文艺”副刊，并推荐沈从文参与编辑。沈从文是杨振声比较看好的青年作家——正是由于杨振声的提携，沈从文得以在青岛大学任教，随后并与杨振声一同回到北平，也参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撰。而此时的沈从文在文学上已摸索了将近十年，创作渐上轨道，并且富有编刊经验、办事热心认真，所以不久杨振声就放手让沈从文负责“文艺”副刊的编务。同时，杨振声还提携了更年轻的萧乾，此时的萧乾刚开始创作，受到杨振声的赏识和鼓励——萧乾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恩师，1935年萧乾又经杨振声和沈从文的介绍，进入《大公报》工作，协助沈从文编辑“文艺”副刊，到抗战爆发前一年萧乾南下上海，兼管《大公报》上海版和天津版两个文艺副刊的编务，成为独当一面的文坛新秀。同时，沈从文和萧乾还兼任《国闻周报》的文学编辑。 杨振声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借此机会将沈从文和萧乾推向北方文坛前台，无疑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文学行为，借用军事术语来说，算得上是“战略性”的举措吧——由此，沉闷的北方文坛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户，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和血液，获得了迅速的拓展。然而，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和京派文学研究者论及于此，往往无视杨振声的贡献，而只强调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的影响，仿佛那时的沈从文在北方文坛上就一呼百应，从此引领京派风向，并误以为萧乾也全然有赖于沈从文的提携而成器。其实，1933年的沈从文还没有资望被《大公报》礼聘来当此重任，萧乾更是文坛无名小卒，真正把他们推向北方文坛前台的有力推手，乃是老作家兼高教界的实力人物杨振声。杨振声既不满当时吴宓主持下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之老气横秋，也不满周作人圈里的京派文人未老先衰而又作达作秀、卖弄风雅之做派，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沈从文和更年轻的萧乾则被他看中和看重，而杨振声之看中和看重沈从文及萧乾的，其实除了他们的文学天才外，更因为他们都出身社会底层并且都多少带有少数民族之“蛮性”——在杨振声看来，这种素质显然有助于为北方文坛注入刚健朴质的活力，恢复为人生而文学的新文学传统。应该说，杨振声的这个企图基本上达到了。 进而言之，杨振声的努力并不是孤立的文学行为——时当三十年代中期，至少有两支人马开始介入北方文坛、努力推动其复苏和重振，而杨振声实乃其中一支人马的“先锋官”。 第一支即是以新文学元老胡适为后台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该派系人士自三十年初以来陆续返回北平任教于北大和清华等北方高校，自然不能不介入北方文坛。杨振声就是其中的骨干成员，并且是胡适在文学界最为倚重的“先锋官”，就像傅斯年是胡适在学术界的“先锋官”一样。事实上，杨振声1933年接编《大公报·文艺》，就是以胡适和《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为后盾的。在此前后回归北平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人员，就有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和沈从文等，连同早在北平的余上沅和“赋闲而不闲”的杨振声，大家齐聚北平，并与外地的陈西滢、凌叔华、饶孟侃等互通声气，再加上青年学人如1933年回国被胡适聘任于北京大学的朱光潜、1933年回国任职于胡适负责的中华教育基金会编辑委员的李健吾等，真可谓人才济济。于是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和以周作人为首的早期京派小圈子也就有了合作的意向和基础。1933年9月杨振声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借此机会将沈从文和萧乾推向北方文坛前台，就是最初的成功尝试，而在该年年末又有“学文社”的酝酿，该社乃是以《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为基础，而以周作人为首的早期京派小圈子并未加入“学文社”，却与该社建立了合作关系。周作人1934年5月6日的日记就是见证：“平伯来，午，同往同和居，应学文社之招。主人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三君通通未到，共二席，下午三时回家。”(15)可见主客分明，表明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和与以周作人为首的早期京派乃是合作而并非“合流”的关系。 另一支来自以上海为基地的广左翼阵营——从1933年开始，上海的左翼阵营也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北方文坛。按，从1931年到1933年，左联逐步纠正其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过于重视政治思想斗争而忽视文学创作的偏颇，而由一些不太“红”的作家来编辑一些比较“灰色和中立”的刊物，广泛联络各派作家，积极推动新文学的深入开展。于是先有丁玲主编的《北斗》，随后又有傅东华、郑振铎出面主编的《文学》(1932年7月-1937年11月)。《文学》杂志乃是“一·二八”之后创刊而有意继承和发展《小说月报》传统的大型文学刊物，其背后的台柱子是鲁迅和茅盾，所以它实际上是带有左翼背景的刊物，但并不以左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走的是“商业化”道路，在文学上采取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泛吸引了各家各派的作家，并且坚持多年，不少三十年代文学名作就是它所揭载的，所以《文学》杂志在当年文学界的影响之深广，其实远远超过了同时的《现代》(施蛰存等编)和稍后的《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具有左翼背景的《文学》阵营也积极向北方拓展：它的主编之一郑振铎三十年代初北上任教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积极联络北方作家，到1932年底郑振铎乃与巴金、靳以主编《文学季刊》(北平，1933年1月-1935年12月)，随后巴金和靳以又主编了接续《文学季刊》的《文季月刊》(1936年6月-1936年12月)及其姊妹刊《水星》……上海的左翼阵营向北方之拓展，就这样通过郑振铎和巴金的中介和中和，滤去了左气、弘扬了正气，遂与杨振声出面推动的北方文坛改革之举及叶公超等人推动的北方校园文艺活动相互呼应，从而大大改变了北方文坛的格局，为之注入了活力和生气。对此，当年就有人留下了及时的记述：“郑教授(指郑振铎——引者按)现在除在燕大教书外，还从事华北文学运动。华北文坛，自从他出刊了《文学季刊》而后，而叶公超等又有《学文》出现，一时颇为热闹。”(16)而晚年的萧乾也生动地回忆了当年的文坛新气象—— 1933年以前，我也在北平《晨报》上写过稿儿，可那时候的北平文学界可老气横秋，是苦雨斋的周二先生和清华园的吴宓教授两位老头儿的天下，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但是，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来，北平好像变了个样儿。郑振铎、巴金和靳以都打南边儿来啦。他们办起《文学季刊》和《水星》，在来今雨轩开起座谈会。他们跟老熟人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起来，给憋闷的北平开了天窗。(17) 萧乾以过来人的身份准确指证了1933年前后北方(北平)文坛的重大差异及其变动之所由，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萧乾强调的乃是1933年之后北方文坛在诸种力量交集合作之下的活跃，却并未像一般论者那样把1933年之后的北方文坛视为京派的一统天下。诸种力量的交集合作使北方文坛得以重振，具备了足以与海上文坛并驾齐驱的气势和实力。随后的所谓京海论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而挑起论战的沈从文之底气，其实就来自重振的北方文坛，而并非狭义的京派，虽然京派因北方文坛之重振而得以复兴也确属事实，但二者的区别也不能忽视——学界不加区别地把复兴的京派等同于重振的北方文坛，是不符实际的。 这种交集与合作的良好态势在1937年前半年达到一个顶点：一方面，巴金、靳以主编的《文丛》接续被封禁的《文季月刊》而创刊(1937年3月)，该刊的编辑出版虽然都迁回上海，但联合南北各派作家的包容态势仍一如既往、有增无减；另一方面，标榜“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文学杂志》则于同年5月在北平创刊，该刊实乃继《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学文月刊》而起者，集中了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作家和以周作人为首的京派作家——这也算是北方文坛对海派作家邵洵美北上策应南北文坛互动的一个回应。据曾任《文学杂志》助理编辑的常风回忆，该刊“编委会以朱先生和杨先生、沈先生为核心”，(18)而由朱光潜出面任主编，因为朱氏当年还是年轻学人，乍看似无分明的派系色彩，不易引起争议，而真正的推手仍是胡适和杨振声。这有朱光潜自己的回忆为证—— 当时正逢“京派”和“海派”的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 我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等人和我。他们看出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一期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大意说在诞生中的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宜于广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宜过早地窄狭化到只准走一条路。这是我的文艺独立自由的老调，也可以说是站在弱者的地位要求齐放争鸣的权利，尽管当时我还没有听到“二百”方针。(19) 朱光潜的回忆既确认了一个重要史实，也夸大了一个现象从而助长了后来研究者的误解。他所确认的，就是《文学杂志》的创刊推动了北方文坛之活跃，其真正重要的推手乃是胡适和杨振声；他所夸大的，则是把“京派”从《新月》时期算起，从而将胡适、杨振声等《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文人都归入“京派”，亦如他把“海派”扩大到包括左翼在内一样。按，朱光潜的话是1980年所说，乃是新时期以来第一次为“京派”正名，加上他的学术权威性，所以他的话对此后的京派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京派概念在后来不断扩大和膨胀，就导源于朱光潜的这个说法。不过，朱光潜还算有节制，因为他紧接着就补充说—— 《文学杂志》尽管是“京派”刊物，发表的稿件并不限于“京派”，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经常出现在《文学杂志》上。(20) 这表明朱光潜至少意识到并非所有在京的作家都属于京派。可是后来的一些京派研究者却完全接受了朱光潜的夸张而忽视了他的节制，几乎不问究竟地把胡适一系人马以及上述在京的“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家”，悉数归入京派阵营了。推究起来，朱光潜在1980年的这篇“自传”里如此扩大京派的范围，显然是有意为之：一则那时的朱光潜真正想要肯定的，并不是区区京派这样一个文学流派，而是主导了三十年代北方文坛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可是在八十年代之初想要肯定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不免有所不便、不宜直言，所以他不得不用比较模糊中性的“京派”概念表出之；二则朱光潜这样扩大“京派”概念，其实也包含着淡化自己当年虽受胡适聘任和重用、却倒向周作人为首的“京派”，甚至在周氏附逆之后还为之辩护的真相吧——既然胡适与周作人等都是京派，则他的“从周”也就可以模糊不计了。 由此，也就触及三十年代中期(1933-1937)京派的复兴和北方文坛的重振之关系了。如上所述，三十年代中期北方文坛之重振，实乃各种文学力量交际和互动之结果，就中以周作人为首的早期京派到1933年的时候，已不大景气如萧乾所说“老气横秋”了，可是1933年以来北方文坛重振的活跃氛围，却也让不景气的京派同时获得了活力而复兴——这得力于一些北方文坛骨干如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林徽因和李健吾等人的中道加盟，京派由此迎来了一个群星灿烂、佳作频出的中兴或复兴之阶段。而这些北方文坛骨干之所以在1933年之后陆续加盟京派，既缘于他们与早期京派文人有比较相近的文学-美学趣味，也有各自的个人原因。所谓共同的文学-美学趣味，即是以“距离的美学”在不完全的现世和动荡的时世下“苦中作乐”地观赏社会与生活、抒情地表现人情与人性之隐曲的优雅趣味。由于此种趣味乃是西方世纪末文学诸思潮的流风余韵与中国本土的名士-才子抒情文学的风雅传统之结合，所以我称之为“抒情主义的新风雅”。至于各人走进或走近京派的原因，则说来不免话长，此处就不赘述了。应该说，胡适、杨振声率领《现代评论》-《新月》派一系人马重回北平，与周作人等老京派合作，目的在于重振北方文坛，这个有意识的目的确是达到了，但他们也在无意中促成了京派的复兴和壮大，尤其是为之送上了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等生力军，遂使京派迅速壮大，这其实是胡适和杨振声始料未及的。复兴的京派在创作上也确乎成就不俗，此不述赘。当然，京派也是有得必有失——郑振铎、巴金等负命北上，其实带有分化京派的意味，随后，他们也确实成功地促使几个才华杰出的京派新秀卞之琳、何其芳以至李广田和李健吾走出了京派的藩篱，而与渐趋开放的左翼文学接近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