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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幼时有一次放学回家，在路上碰到另一群小朋友拦住了去路，一个紫黑脸，生力充足的小子挺身出来挑战，其余的在后面呐喊。我记起家训与校训，只好低下头绕路向前走。谁知不行，他们呐喊赶上来，还杂以笑骂。怒，也许是生物可贵的性能吧?我一怒就把一切的“训”都给忘掉了，记起来我那时读了最得意的武松鸳鸯脚。于是我撒步作个跑势，那紫黑脸小子一头撞过来，我回身享他一脚。那知再抬第二脚时踢个空，我就摔在平地，那小子也蹲在那里捧了肚子叫妈妈。而那一般乌眼鸡似的观众可满了意，也就一哄而散了。这事本来就算完结，谁晓得竟会有人报告我的父亲，说我在外打架。这打架二字的罪状，会气得我的父亲不问理由就要惩罚。幸而那次又是祖母保驾，我藏在祖母背后半天不敢探头。不过奇怪的是，我记得很清楚，在吃晚饭时，我的父亲酒吃到有些陶然之后，他自己笑了。他笑着对我的母亲说，“这孩子不弱，只那一跤跌的丢脸。” 是的，我相信人不会为有自卫能力得罪父亲的。高兴的是本性，不高兴的是这衰老民族积弱的一种习惯，这习惯要你斯文，要你少年老成。要你戒之在斗。这习惯会积渐养成个唾面自干的民族，对外不抵抗的民族，就使会生气，也是无精打采的不得不生，而且又健忘。一般衰老的象征!⑩ 这里没有意气用事的讥嘲和危言耸听的高调，而是诉诸亲切生动的儿时回忆，从而提出恳切的批评，所以读者在感同身受、莞尔一笑之余，自然对他的批评也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抗战及四十年代，杨振声担负着繁重的行政事务，再加上艰窘的战时生活和生命的渐入老境，都不免使他的小说创作渐趋减少，但这位文坛老将仍老当益壮、黾勉从事，奉献出了《荒岛上的故事》《黄果》和《他是一个怪人》等小说。这些小说或在大后方遥想沦陷区的故乡人民不甘奴役、奋起杀敌，张扬起不屈的民族意志(《荒岛上的故事》)，或倍感痛切地反映大后方人民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困苦生活(《黄果》)，感慨系之地叙写高级知识分子与被迫为娼者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相互关情(《他是一个怪人》)，表现出关怀现实民生的良知与道义。更令人欣叹的是，这一时期杨振声的散文写作渐入佳境，诚所谓“文章老更成”也——从1939年到1944年他撰写发表了多篇知性散文，如《拜访》《被批评》《批评的艺术与风度》《邻居》和《书房的窗子》等篇章，将洞达入微的人情世态以精警透辟的语言表而出之，确然是中国现代散文中出类拔萃之佳作、足以传世之名篇——这个不妨留待后文再作申说。 杨振声与北方文坛之重振——兼谈京派的兴衰及其限度 说到杨振声的文学组织活动，就不能不涉及他与北方文坛及京派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交互重叠、相当复杂，也就难免被一些研究者简单化了。盖自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京派越来越重视，而渐臻于扩大化和夸大化之阐扬，如此一来反而把京派阵营和北方文坛简单地一体化和匀质化了。其实，三十年代的北方文坛聚集着各种文学力量、暗含着复杂的交集与博弈，京派也只是北方文坛上较早的一支，而杨振声恰正是不满此前的京派之所为，才介入北方文坛之重振与重整的，并且北方文坛在三十年代中期之重振以至突破早期京派之藩篱，既有赖于来自《现代评论》-《新月》一系人马之加入，也得力于来自上海的左翼-准左翼文学的力量之介入。为了叙述的方便，此处就以京派的兴、盛、衰为线索来重做检讨——不待说，京派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成就，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故此不赘，这里侧重检讨其问题和限度。 京派兴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之际，最初的骨干乃是围绕在周作人身边的后期《语丝》社的几个现代风雅名士俞平伯、废名和沈启无等，稍后，北大以及清华的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几个年轻校园诗人，既受《新月》派的徐志摩、闻一多之影响，又受周作人圈子里的现代风雅名士做派之影响，也可算是早期京派里的文学新秀。这个由北平学院里的现代风雅名士和文学新秀松散组成的早期京派，在新文学中心南迁之后于寂寞中支撑着北方新文坛，着意将世纪末文学诸思潮的流风余韵和中国固有的名士-才子之抒情-趣味主义的文学传统(即南朝的风雅、晚唐的美丽和明清的风流之类)相结合，表现出鲜明的唯美抒情趣味。如果说苦中作乐、风雅自得、努力把抒情主义的自我抒写提高到优美精致的新风雅境界，乃是早期京派文人的显著成就，那么孤芳自赏、作达作秀、驯致使新文学偏至到以文弱阴柔自居之病态和以唯美修饰自私之作态，也正是早期京派无可讳言的问题。 杨振声以及沈从文都没有、也不可能参加这个早期京派的活动，因为那时的他们都在外地(杨振声只是1928年后半到1929年前半的一年间在清华大学任教，随后就赴任青岛大学校长，并聘任《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等前去任教)，并且他们都对这个早期京派尤其是周作人的小圈子之做派持批评态度。即如沈从文在1931年7月就为文指斥周作人的小圈子“趣味恶化”(11)，而杨振声则自1932年后半年卸任青岛大学校长、重返北平之后，眼看到北方文坛的不景气，尤其是早期京派文学的纤弱病象，他也颇为不满，所以多次发为文章或讲演予以针砭。如他批评那种文弱的才子气的白话诗道—— 更根本使民族衰弱的，是一般的才子佳人观念。这观念的根柢太深，至今还不能斩除净尽。 提起才子，便会使人想到脸白得没有血色，腰弓得像只青(长)虾，活是一幅多愁多病身。最好是能写几句白话诗表示多愁，会吐几口血表示多病。这样才得到佳人的爱怜。(12) 这其实不点名地批评了包括京派诗人在内的象征-现代主义诗潮，这些诗人“为赋新诗强说愁”，糅合晚唐五代两宋的婉约诗词与西方象征-现代主义诗歌之格调，确实把新诗写得更“美”，但也更为文弱阴柔，所以杨振声称之为才子气的白话诗。而在杨振声看来，“中国今日之文弱，中国文学不能不负一点责任”，因此他严厉指斥一种不负责任的文学观道—— 试问中国何以乃有今日?除了种种因素外，文学是不是也负了一部分责任?假使是，我们要创造一个新中国——这似乎是唯一的希望，文学当然的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这责任关系存亡，其重要使我们不能再行忽略。 说中国之有今日，文学得负一部分责任，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并不是看重了文学，而实是看轻了文学。以为文学者，不过几个文人墨客，花朝月夜，大发其牢骚而已，何关乎国家的存亡!殊不知惟其如此，才把国家闹到今日，才正是文学的责任呢。(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