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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索隐、考据及审美诠释 由一首小诗的解释，生出这么多纷繁的议论，这现象，本身就令人深思。旧体诗在新文学运动之后迅即被逐出现代文学的正统，有关旧诗的研究，也不再进入以新文学为主脉的各种文学史。但各类作家的旧诗写作，却一刻也不曾停歇。而作为其中一个特例的鲁迅旧体诗的研究，数十年来却一直有人予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围绕其中一些诗作的革命化解读，甚至出现过不止一次的热潮。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这个热潮兴起的时期，也正是“文革”对现代文化扭曲得最为厉害的时期，有关这些诗的阐释，常常就被有意无意地与某些特定的政治意图捆绑在一起。因而，不断产生出的，也就常是如说《湘灵歌》中的“胭脂痕”“是红旗”(37)；说《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里的“萧艾密”是“在苏联的萧三”(38)；说“只研朱墨作春山”是寄希望于“红色的革命根据地”；说“眉黛猩红”是悼念“杨开慧烈士”一类的奇谈。到新时期，这类说法中的一些过于牵强附会者，虽然渐渐被人遗忘，但其中有一些，也还一直保持着它的影响。新时期有关鲁迅旧诗的研究，同样著述不少，但要么刻意索隐，要么因循蹈袭，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许多重要的错失。 这一切，不但涉及一些具体的看法、结论，而且也涉及一些文学解读的基本原则和路径。即以我们前面论说的这首诗为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有关鲁迅旧诗的阐释，明显可以分出三个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对同一作品的研究，无论是旨趣，还是方法，都有着重要的不同。1956年前的有关阐说，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阐释者政治文化立场的影响，但对“本事”考索，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批评者对这些诗作的褒扬，所持的主要还是一种艺术的或审美的立场。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直到七十年代末达到高潮的第二个阶段，在解说的旨趣和内容不断革命化的同时，研究的方法也开始变成围绕革命史进行的种种形式的“索隐”。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关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最初的尝试主要在尽力摆脱过去那种捕风捉影式的革命史比附，以回应“回到鲁迅本身”的共同追求，鲁迅的私人生活和日常交往遂成注释家更乐意挖掘的矿藏。到后期，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愈来愈历史化，一些夹杂着考据和推测的新的研究风气，又为它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动力。然而，无论这些论说看上去多么“实证”，当研究者一旦陷入对某些孤立的证据的一再发挥，这研究实际沦入的其实又是别一形式的索隐而已。当年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红楼梦》研究，曾称其为“猜笨谜”，今天再看鲁迅诗作诠释中的许多成果，仍然不能不令人生出同样的感慨。 而这样做的一个最要不得的后果，便是对鲁迅诗作的屈骚情致和现实寄寓的漠视和扭曲。柳亚子说鲁迅的诗“远踪汉魏，托体风骚”。所谓“远踪汉魏”，说的自然是它的风骨。早在1941年，钟敬文(木犀)在题为《鲁迅氏的旧诗》的文章中谈及这些作品给他的印象，就说：“读过鲁迅诗作的人，都不免有这种感觉，就是他的诗是强烈的、深刻的，它所遗留在我们脑里的印象很不容易消灭。这好像诵读尼采一类作家的著作，即使是那些和他的思想体系无缘的，也要被他的思想艺术的力量所震撼。我们的心灵仿佛不容易抵抗它的逼迫。”这种强烈的、深刻的东西，便是它的风骨。至于“风骚”，则自然与来自屈原和《楚辞》的传统联系在一起。早在新时期之初，王瑶在为英译本《鲁迅诗选》所作序言《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中就指出，鲁迅诗中有许多词句来自《楚辞》。“《楚辞》中所歌咏的洞庭潇湘的风光不仅孕有古代的神话传说，可以丰富诗的想象和意境，而且湘赣一带当时是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激烈进行的地区，革命斗争十分尖锐，而这正是作者极为关心而又难于直接抒写的内容，因此运用《楚辞》所引起的想象和构思，可以含蓄而深刻地写出他的感受，易于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共鸣”，“著名的《湘灵歌》、《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就是这样”。(39) 这段话，至少说出了鲁迅诗风与《楚辞》之间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是鲁迅诗作对《楚辞》意象、意境的直接继承与借用。早就有人注意到，在鲁迅的旧诗中，《楚辞》意象的存在是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有人统计：“他的六十八首旧体诗中有二十多首(约有三分之一)或引用楚辞中的词语，或借用楚辞的形式，或点化楚辞的意境，都直接间接地受到楚辞的影响。”(40)这当然还只是一个相当粗略的统计。因为如前所论，这种影响很可能也存在于一些寻常不易看出的地方。王瑶分析“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可怜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一诗，认为全诗“四句都与《楚辞》有关”(41)，我在前面也已证明，“洞庭木落楚天高”一首同样如此。其二，是鲁迅诗作得自《楚辞》的那一种借香草美人的象征、隐喻曲折表达作者的现实感怀的艺术方式。这一点，在我们上面提及《湘灵歌》《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赠画师》《赠丁君》等作时，都已有所表明。但更重要，也为王瑶这番话所未曾直接点明的是，鲁迅诗作与《楚辞》的这种关系，其实还表现在一种更具生存论意味的人生之思，表现在作者随时随地都能从具体的生活现实超拔而出，从对生活现象的观察、批判进入更为浩茫的人生之思的精神能力。即此而言，鲁迅的所有作品，不光是他的旧体诗，就连那些意趣相对幽邃邈远的小说、散文，如《在酒楼上》《伤逝》《铸剑》《采薇》，以及《野草》《朝花夕拾》里的许多篇什，其最耐人寻味的往往也都是这样的东西。即以《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一诗而言，其诗意的表层即便确如论者所言，与某时某地的具体史实有关，但其最终的艺境——兴寄怀抱、韵味风神，也绝非能为一时一地一事所限定。王得后先生说，将“眉黛”理解为远山，使全诗“有一种‘浩茫’的气魄”。所用“浩茫”一词，显然也来自鲁迅，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这不但是鲁迅对自我精神的一种阐释，而且也是所有足以称之为伟大的文学所共有的精神品质。而这也就是我所谓屈骚情致的根本，同时也是鲁迅诗歌最能动人的地方之一。 这一切，其实本不难理解。然而，在历史的一定时期，为了突出鲁迅的革命性，许多论者所做的，却不但不是对这种影响和特征的揭明，反倒是对它各式各样的否认和限定。如果说吴奔星当年的文章，为突出鲁迅与屈原“同统治阶级之间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关系”，认定“真正革命的作家是不会写《离骚》那样的作品的”，尚因时代的原因而易于理解的话；九十年代以后一些论者坚执：“鲁迅决不会以屈原来自喻和自况，也不会将自己的诗文比作《离骚》”(42)，就不免让人生疑，他这样的信念依据的不知究竟是什么。 总之，要正确认识、了解鲁迅旧诗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意蕴，就必须同时正视他的作品所特有的屈骚情致和辛辣、深刻的现实批判意味。郁达夫之称《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为鲁迅七绝的压卷之作，刘大杰说它“意境高远，感情深厚，造句遣词，不同凡响”，所着眼的显然都是它兴寄怀抱的超越性。 再看曾经流行的几种解说，且不论像有的人坚持的悼念杨开慧一类的稀奇说法，就是像说“只研朱墨作春山”是寄希望于“红色的革命根据地”一类的推想，大概也只有在五六十年代，也就是郭小川写“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的那种语境中，才能得到人们的广泛的认同和理解。说“眉黛猩红”影射郁达夫情事，乍看上去很切近生活，细想却不免有轻薄朋友的意味——今人因了解郁、王的关系后来的变故，不免站在郁达夫立场上对王映霞滥施轻蔑，但在当初，无论鲁迅有怎样的先见之明，恐怕也不好这样轻侮谈及朋友的私人生活。至于说讽刺王云五，仔细想来，更有降低鲁迅的人格的嫌疑——退一大步说，即使鲁迅真的对王云五有很多的不满，大概也不至于拿他的旧宅之沦为日军妓馆作为话柄。因为在这件事上，要说耻辱，也是中国人的耻辱，而非王云五一人的耻辱。这就是说，如以“眉黛”为某一个(或一群)女性，不但会从根本上掩蔽鲁迅诗作的屈骚情致，也未必不同时降低了他的趣味与人格。而这也正是笔者反复言说，意图辨清这桩公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约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有关《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一诗诗意的理解，就一再误入歧途。除了认识本身的局限，某些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诱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在历史进入“新时期”之后，有关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近些年现代文学研究中以校勘、辑佚、补遗等工作为主的文献学方法也渐渐兴起，与之相应，针对有关史事的训诂考释工作，也开始摆脱一段时期意识形态制约下的穿凿附会而不断焕发出新意。然而，具体工作中的许多得失，却仍然与这样一个基本的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在本属史学的方法的考据与文学作品的审美诠释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以保证这种实证的努力不致因捕风捉影式的“索隐”沦为笑谈，这也是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鲁迅研究，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王吉鹏《注目伟大的存在时空——鲁迅杂文、诗歌研究史》第四章专列“考据学方法的引入——熊融、靳极苍的研究”一节，即以其《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新解》和《重读鲁迅〈赠邬其山〉诗》为依据，称许作者为新时期鲁迅旧诗研究“引入了考据学方法”，不但获得了“新的成果”，而且在“方法论的范畴”上，也带来了“启示”(43)。或许，从方法论的层面，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引入现代文学研究，确有其意义。不过，要提醒的是，我们就是使用这种方法，也不能脱离对整个艺术作品的美学理解。而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也已一再表明，所谓“考据学方法”，一旦脱开对作品整体艺术性的认知，则很可能误入种种时代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索隐”歧途。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实证之风渐兴的今天，如何防止因因袭的“索隐癖”、“考据癖”而冲淡(甚而遮蔽)文学对象本身的审美属性，这或许也是我们在这场具体的是非之外，更需要深入思考的另一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