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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问题 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他所拥有的文学观念基本都是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纯文学意识，但在进行文学思想史研究时，却必须面对复杂的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或者说是一种杂文学观念。比如在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比较一致的看法，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是以诗歌作为核心与主线的，所以诗歌与诗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研究的重心。应该说，这种看法只是部分合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文体排列中，是以经、史、子、集作为先后顺序的，现代学者最为重视的诗歌文体，恰恰是被列在末尾的集部中，而中国古代最看重的还是经部，这无论是在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汉代，还是清代官方所撰修的四库全书中，都鲜明地体现了此一观念。这便是中国古代最为强烈的观念之一：宗经意识。这种观念是与人文教化、经国治世的实用目的紧密相结合的，没有谁会轻易否定经学的地位，哪怕是最为重视文学审美的曹丕也还得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像西方文学不能忽视《圣经》的重要地位一样，中国古代文学也决不能低估经学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古代，经学意识导致了两种不同但互有关联的文学观念：一种是重教化的文学功能观，延伸出的是文与道的关系，因而有德者必有言与道决定文成为其核心观念；另一种是实用的文学功能观，延伸出的是文章体要与华美漂亮之文辞的关系。所谓体要，就是各种文体的独特功能具有与之相应的体貌与写法。刘勰曾论檄移说： 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烨以腾说，凡此众条，莫或违之者也。故其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文心雕龙·檄移》)[16](P377) 此处所强调的就是檄移的“体要”，前面的内容与功用的“体”决定了后面写作上的手法与体貌的关键之“要”。如果谁失去了此种“体要”，那必然会归于创作上的败笔。当然，体要所蕴含的不仅仅是文体的功能，同时还涉及文体的价值等级等内涵。刘勰无疑是非常重视文章体要的，所以他对于六朝以来的“文体解散”也就是忽视体要的现象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可是他同时又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也。”[17](P16)(《文心雕龙·征圣》)可见在刘勰眼中，既要实用又要华美，才是理想的文章。但是，在现代文学观念中，无论是教化还是实用，都已不再是文学的应有功用。这样就形成了古今文学观念差异的问题。有人曾质疑，以这样一种矛盾方式去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能够达到求真求实的学术目的吗? 我的基本观点是，既要坚持现代文学观念的审美本位立场，又要照顾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复杂状况。这就是说，在价值选择与叙述重心上，应该坚持审美性、文学性，否则，我们就没有了学科的规定性与文学的基本属性，但又绝不能忽视古代文学观念的复杂内涵，否则就不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 其实，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一个共同的、被所有人都认可的纯审美的文学观念，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人群，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学思想，例如政治家的文学观，无论古今中外，基本都是讲究实用教化的，那些试图让政治家也拥有纯文学审美观的想法是过于天真幼稚的主张。中国古代由于受儒家政教观念的影响，所以文学在很多时候都倾向于教化。但是又不能说没有审美的文学观念，比如，刘勰讲“衔华而佩实”，李贽讲“天下文章以趣为主”等等，其实都强调的是审美与文采。当然，也有对所有文体进行更本质概括的理论，比如萧统的《文选》自序就说：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词，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18](P2) 归纳起来说，他的选文原则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集中于文人的精心构思与文辞的华美漂亮。无独有偶，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言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文心雕龙·序志》)[19](P725)在此，刘勰一部《文心雕龙》所要探讨的，便是作家如何构思文章并获得如“雕龙”般的华美文采，进一步说，其“文心”所思考的主要对象便是如何构成“雕龙”的效果，“雕龙”也就成为“文心”所指涉的主要对象。现代学者当然很看重这样的观念，因为它们距离我们如此之近，几乎可以说大致重叠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魏晋六朝只是中国古代一个讲究唯美的很特殊的时期，不可能以此涵盖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且即使在六朝，即使在刘勰自身，宗经与实用依然占据着其文学观念的重要位置。如果忽视这些，必然曲解古人。 当今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就是要首先弄清楚古代文学观念的实际情况，即它包括了实用的、教化的、自适的、不朽的、唯美的文学观，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实际状况，不写出这些，就不能算真正的历史研究。同时，我们又要用现代文学观念去进行价值判断，将那些强调审美性、文学性的观念作为介绍的重点。只有兼顾到这两个方面，我们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才能成为对今天文学理论建设有用的思想资源。 关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求真求实与阐释接受的问题，主流文学观念与地域文学的问题，实用教化与文学风骨的问题，历史转型与文学思想变迁的问题等等，都是牵涉文学思想研究的整体性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