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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复杂关系问题 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揭示中国文学思想的复杂内涵与真实面貌，可以说是文学思想史研究最鲜明的特点之一。之所以要把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正如罗宗强所言：“文学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外，它大量的是反映在创作里。有的时期，理论与批评可能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想的新潮流却是异常活跃的。如果只研究文学批评与理论，而不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研究文学思想，我们可能就会把极其重要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段落忽略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文学家可能没有或很少文学理论的表述，而他的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3](P2)可见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对古代文学观念进行考察，是文学思想研究的常规套路。 由此，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系便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是有些历史时期或者某些作家只有创作实践而缺乏必要的理论批评，研究他们的文学思想无法从理论批评中去归纳总结，就只能通过创作实践中所包含的文学倾向与创作风貌来总结。这可以叫做弥补理论批评之不足。比如研究李白的文学思想，尽管李白的理论表述相当有限，但其丰富的诗歌创作成就体现着他对诗歌传统、诗歌审美形态的深刻认识，代表了盛唐时期对于诗歌认识的水准。更为重要的是，该问题不仅牵涉到作家个人的文学思想，还涉及对于中国文学观念史的整体认识。比如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何时自觉的问题，在近几十年的学术界曾展开过广泛争议。自铃木虎雄、鲁迅到李泽厚的主流观点都认为是在魏晋时代，但是需要弄清楚的是，到底是批评的自觉还是意识的自觉?如果是意识的自觉，那么《诗经》中有那么多优美的诗篇，《楚辞》中有那么丰富的情感表达与篇章设计，难道都是在懵懂模糊的状态下完成的?其实，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尚未形成的先秦文学文论，一直困扰着学界，甚至形成了没有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研究这样的悖论。但是，从文学思想研究的角度，完全可以从创作中归纳出其作者的文学看法，从而进行有效的观念史研究。汉代的经学家是站在经学的立场上看待文学的，所以不仅诗三百是经，连同《楚辞》也要升格为经，于是便有了《离骚经》的称谓。可是，司马相如、枚乘这些辞赋家也是从经学的角度进行创作的吗?那么，刘向和班固又何以会将诗赋在“七略”中单独列为一类?因而，将创作与批评结合起来研究，对此类问题应该有更为圆融的认识。 二是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互印证。也许一个批评家在理论批评中所表达的只是他对于文学思想的部分看法，而把另一部分看法通过创作实践表现出来，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将其文学思想概括完整。比如关于对李商隐文学观念的研究，文学批评史与文学思想史的处理方式便有明显不同。王运熙、杨明所著《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在详细爬梳李商隐的文论与诗论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在理论批评方面，我们看到，他既重视、钦佩李贺、杜牧的日常抒情写景之作，更推崇贾谊、李白、杜甫等关怀国事民生的篇章，还肯定了宋玉假托巫山神女寄托讽喻的辞赋。可见在内容题材方面，他要求有裨于政治教化，但也重视抒发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情怀，取径较为宽阔。这一点是唐代大多数文人所共通的。”[4](P638)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则认为李商隐的文学思想主要是追求一种细美幽约之美，他通过对李商隐诗歌作品的细致而深入的解读分析，认为其诗歌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追求朦胧的情思意境；二是追求一种细美幽约的美；三是感情的表达方式多层次而迂回曲折，感情基调凄艳而不轻佻。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李商隐在诗歌艺术上的这三个方面的追求，都集中反映出唐代诗歌思想发展至此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盛唐的风骨、兴象，到中唐的讽喻与怪奇，到此时的细美幽约，更侧重于追求诗歌表现细腻情感的特征。”[5](P338)那么，哪种结论更合乎李商隐本人的真实思想内涵呢?其实，李商隐在批评文字中更强调政治教化与个人情感抒发的兼顾性，他在论文时更是如此，因而王运熙等人的看法是有充分依据的，也可以说，这表达了李商隐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罗宗强从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则提炼出了有别于其理论表述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对于细美幽约情感的追求与表达。而且他认为这更能代表晚唐诗学思想的主导倾向。由于罗宗强的著作更接近于思潮史的性质，所以也更关注文学思想的主要潮流尤其是带有新的创作倾向的潮流。但作为李商隐本人的思想特征，这种追求细美幽约之美其实也是其文学观念的一个侧面，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一个侧面。因此，在此种关系中，体现了一位文学家文学观念的多样性，他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乃至不同心情下，往往呈现出许多不同的侧面。只有将这些侧面都关注到了，文学思想的研究才会具有真实的立体感。 三是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相互矛盾。有些作家与批评家在理论表达时是一种态度，而在创作中则是另一种态度，从而构成一种相互解构而富于张力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现实所决定的，中国古代士人尽管也讲儒释道互补，但儒家思想却是他们大多数人推崇的处世原则，只要他想入仕为官，就不能在公开场合讲违背儒家的言论。此外，还要考虑到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的复杂性，有时口头上说要决绝官场而归隐山林，那不过是一时的愤激之言，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难以忘怀政治与天下苍生的。反过来，许多人天天大谈社稷苍生，但实际上却并不真正践行自己的主张，从而形成如袁宏道所调侃的：“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可是像袁宏道这样“新诗日日千余首，诗中无一忧民字”[6](P651)的风流才子，却能够尽心供职而政绩斐然，成为被当时首辅大学士称之为明代二百年难见的好县令。这种现象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便是理论与创作的不一致，有时候作者明明在理论上提出一种主张，但在创作中却表现出与之相反的倾向。比如刘基的文学思想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他在入明之后理论上主张台阁体的写作与昂扬盛大的诗风，他理想的文章乃是“理明而气畅”的体貌，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却充满感伤，显示的是一种自我排遣的功能，追求一种深沉感伤的情调。清人钱谦益早已发现了此种矛盾现象：“(刘基)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7](P13)其实，不仅刘基存在这种矛盾，明初文坛也基本如此，刘基本人便吃惊地说：“今我国家之兴，土宇广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夫何高文宏辞未之多见?良由混一之未远也。”[8](P88)对这种矛盾状况如何对待，就必须作出深入的思考。这其中既有可能是个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体现，也可能是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难以协调的矛盾。 当然，如何从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文学思想，从而不把文学思想史的观念研究弄成文学史的作家作品研究，还存在着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比如，对于作者文学功能观的探讨，可以从其所写的题材与诗文的题目上进行归纳，大量山水诗的创作与个体私人化情感的抒发，以及对于隐逸生活的向往，都说明他不大可能是儒家教化功能的倡导者。又如，中国古代作者很少不讲效法古人的，但并不能就此认定他们全是复古论者，这要看他所写的诗文到底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还是在学习古人的同时又有明显的自我创新与情感抒发。辩体与破体永远是创作的两极，而在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中，便显示出作者对待传统的态度。再如，对于诗体的选择，也能透露出作者的文学观念，他是喜爱古体诗，还是喜爱格律诗，这其中显示了他对于形式技巧的态度。还有，一位作家的作品体貌是与流行的主流体貌相趋同，还是能够独树一帜?如果是后者，那他很可能体现了作者对于文学价值的不同观点而具有新的创造。还有诗文创作的方式，他是喜爱个人独吟，还是喜爱聚会唱和?这其中就包含了他们对诗文价值的不同追求。另外，还有诗文传播的方式，也能显示一个人的文学观念，他写成诗文后，是急于献给朝廷或者向社会公开，还是仅仅在亲友小圈子内流传，甚至干脆藏之名山而以待来世，这些便是教化、宣泄文学观的不同体现。对于文学思想的概括与研究，就是要把这些方方面面都综合起来，并结合其理论表述与他人评价，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立体的看法。这需要长期的学术训练与研究实践，然后方能运用自如。其中不仅需要研究者拥有良好的文献解读能力、缜密的理论概括能力，更需要敏锐的文学感受能力。因为他必须首先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了新的审美倾向和独特的文学体貌，然后才能由此探讨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学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