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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文人心态研究的因素之二是文献作为证据的效用问题。在文人心态的研究中，辨别材料的真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了解文献生成的背景、解释文献的证据效用以及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些文献，同样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诗文作品都拥有相同的心态研究价值，有的可以作为证据，有的就没有证据的功用，有的则需要说明文献的适用范围才能作为证据。而这一切，都不是仅靠材料真伪的辨别所能解决的。比如，同样是作者与叙述者关系最近的尺牍，其本身也还存在一个证据效用的大小问题，具体说就是尺牍的生成背景。他是写给上司的，还是写给朋友的，或者是写给亲人的，那他透露的心态真实性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就像我们开会时说的话和私人聊天的话一样，是会有很大差别的。试看以下袁宏道写于同一时期的几封书信： 职今年三月内，闻祖母詹病，屡牍乞休，未蒙赐允。职惟人臣事君，义不得以私废公，又事势无可奈何，强出视事，一意供职，前念顿息，无复他望矣。不料郁火焚心，渐至伤脾，药石强投，饮食顿减。至前月十四日，病遂大作。旬日之内，呕血数升，头眩骨痛，表里俱伤。(《乞改稿一》)[11](P317) 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寒百暖，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丘长孺》)[12](P208) 画船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然则苏何有于令，令何关于苏哉?(《兰泽、云泽叔》)[13](P211) 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沈广乘》)[14](P242) 此处言及袁宏道的三种辞官原因：一是身体有病，二是好逸恶劳，三是遇到了政治风险。那么这三种原因中是否存在真假问题，或者说，即使全是真的有无主次之分?这就需要考察三封尺牍的写作对象。一般说来，属于公文尺牍的《乞改稿》可靠性是最低的，因为因病辞职乃是中国官场中最为常见的现象之一，几乎成为古今辞官的共同理由。但也不必认为袁宏道是在作假，只不过他的病是否足以达到辞官的程度要有所保留而已。而好逸恶劳的表达是针对亲友的，应是其主要原因，联系到他辞官后漫游吴越的种种行为，起码身体不是辞官的主因。而政治风波或许是加速其辞官的直接诱因，但必须有放纵自我性情的“求乐”动机作为前提。当其辞官之后，曾在致朋友信中说：“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极乐事。官是病因，苦为乐种。弟深得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15](P301)可见，辞官求乐是其目的，得病刚好成为辞官的理由，所以才会遗憾自己为何不早点得病。将这些复杂因素辨析清楚之后，我们就能具体了解此时袁宏道的心态是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并在此种心态下写出了许多流畅挥洒的诗文作品，其文学思想也是最为激进自由的时期，因此他辞官后的诗文结集便命名为《解脱集》。由此生发开去，他此刻所摆脱掉的不仅仅是官位的羁绊，还有文学上的传统束缚与种种格套的限制，于是才会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 心态研究尽管不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内涵，但却是连接社会文化诸要素与文学思想的重要环节，是其他文化要素通向审美要素的重要途径。而文献的有效使用，又是心态研究的重要前提之一。如果研究者真正能够严格遵守文人心态研究的文献使用原则，将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进行仔细的考量，认真考察每一篇文献的生成背景与使用效用，并且将文人自己所创作的作品与其他相关的文献进行综合比对研究，那么最终所取得的学术结论就应该是令人信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