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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精英何为 从媒介发展的历史趋势上看，每一次媒介革命都带来一次深刻的文化民主革命。进入到网络时代，由于媒介壁垒、教育壁垒的进一步被打破，创作、传播成本的大大降低，很多粉丝创作已经和专业创作在艺术水准上不相上下。原本属于粉丝爱好者业余创作的小圈子里的“窄播”文化，也可经常进入到“主流文化”的“广播”区域，“圈内资本”也可以和“官方资本”一样，成为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象征资本。这就彻底打破了文化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壁垒，也就彻底打破了印刷时代的工业文明体系下以“专业性”“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专家结构，文艺生产不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而是一种人人可为之事，至少是一种大多数人可以广泛参与的“部落化生活”。那么，接下来，对我们每一个当代文学专业批评者来说，都将面临一个切身的问题：如果“作者中心论”的神话被解除了，“永恒的文学性”烟消云散了，文艺的生产和解读都是以粉丝为中心的，我们这些被文化制度认定的“释经者”存在的合法性在哪里？神庙已倾，祭司何为？ 这一问题确实足以构成当代文学职业批评者的生存焦虑，其实，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专家”的生存合法性问题都已受到挑战。不过，不知是幸与不幸，作为文化研究者，我们似乎可以暂时放下这一生存焦虑——不是一时半会儿饭碗还不会被端掉，而是我们同时又猝不及防地被赋予了一项重要使命，这就是文学引渡的使命。 这一使命也是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提出的。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常使人误解他在欢呼印刷文明的崩解。恰恰相反，他一再警戒媒介变革可能带来的文明中断。如16世纪古登堡印刷技术兴起时，当时注重口头传统的经院哲学家没有自觉应对印刷文明的挑战，很快被扫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印刷术爆炸和扩张，令很多文化领域限于贫乏。“倘若具有复杂口头文化素养的经院哲学家们了解古登堡的印刷术，他们本来可以创造出书面教育和口头教育的新的综合，而不是无知地恭请并容许全然视觉形象的版面去接管教育事业。”[6] 在媒介革命来临之际，要使人类文明得到良性继承，需要深通旧媒介“语法”的文化精英们以艺术家的警觉去了解新媒介的“语法”，从而获得引渡文明的能力——这正是时代对文化精英们提出的挑战和要求。具体到网络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不能再扮演“超然”的裁决者和教授者的角色，而是要“深深卷入”，从“象牙塔”转入“控制塔”[7]，通过进入网络文学生产机制，从而发挥影响力。一方面，“学院派”研究者要调整自己的位置，以“学者粉丝”的身份“入场”；另一方面，要注重参考精英粉丝的评论，将“局内人”的常识和见识与专业批评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将一些约定俗成的网络概念和话语引入行文中，也就是在具体的作品解读和批评实践中，尝试建立适用于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和话语体系。这套批评话语应该是既能在世界范围内与前沿学者对话，也能在网络文学内部与作者和粉丝对话。研究成果发表的空间也不应只局限于学术期刊，而是应该进入网络生产场域，成为“意见领袖”，或对“意见领袖”产生影响。当务之急是总结研究网络文学发展十几年来的重要成果(包括优秀作品、生产机制、粉丝社群文化等)，特别是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经典性的作品，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和批评话语，并在一个广阔的文学史视野脉络里，确立网络文学的价值意义。在这一批评体系主导下推出的“精英榜”，必然有别于商业机制主导的“商业榜”，同时也必然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方榜”。学者们提出的具有精英指向的文学标准能够影响粉丝们的“辨别力”与区隔，那么就能真正“介入性”地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并参与其经典传统的打造了。 刚刚过去的2014年对于网络文学发展而言是十分关键的一年。经过十几年的爆发，网络文学的发展格局在这一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声势浩大的“净网”行动和“资本”行动，让网络文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至此，网络文学才真正从某种意义上的“化外之地”，成为了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学场”，在这里，至少有三种核心力量在博弈——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网络文学“自主力量”。当然，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就是媒介革命的力量。 在网络文学场域的几方博弈中，学院派研究者要坚定不移地站在网络文学“自主力量”这一方。媒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如何使印刷时代的文学星光继续在网络时代闪耀，如何将“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连通，将粉丝们的爱与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爱连通，让文学的精灵在我们的守望中重生——这是时代对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的特殊挑战，也是知识分子无可推脱的责任担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