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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幻文坛出现的一批神话、历史题材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时间旅行式的历史重述、外星创世的神话再阐释及时空本体的科普思考三种创作模式，认为用科幻手法重建民族文化历史，折射出知识分子对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面临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的焦虑，将人文精神与技术理性、智性与诗性交融一体，对于开阔科幻美学空间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关 键 词：神话/历史/科幻小说/民族文化/想象力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现代性”(编号T4-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詹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将神话、历史与科幻融合一体，这样的叙事模式在世界科幻创作圈里并不鲜见。①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也有少量历史科幻，如《史前世界旅行记》(徐青山，1958)、《古峡迷雾》(童恩正，1962)、《三种政体》(严家其，1980)等，但多限于科普考察，且处于零散分布的状态。1991年起，更名改版的《科幻世界》突然集中发表了一批神话历史题材的科幻小说，如《雾中山传奇》(刘兴诗，1991)、《女娲恋》(晶静，1991)、《持琴飞天》(资民筠，1991)、《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姜云生，1991)、《长平血》(姜云生，1992)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1-1995年间这类作品的数量有近20篇。数字虽不大，但参考科幻小说的发表总量，仍是个颇值关注的创作现象。②90年代中期之后，这类创作骤然减少，1996-2000年仅有4篇发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创作现象的发生？又是什么让它迅速消退？这类创作有怎样的风格特征？对于科幻文学史有什么价值意义？接下来本文将就以上问题，选取相关典型文本个案，结合时代背景展开探讨。 全球化下民族认同的焦虑之一：东方魅力的呈现与“回头看”的时间旅行 1990年，在世界科幻协会(WSF)要求变更1991年年会举办国的压力下，《科幻世界》③主编杨潇决定远赴荷兰海牙，说服WSF主席团成员坚持原议，把年会地点定在中国成都。面对竞争对手波兰，杨潇采取的策略是用“四川旅游名胜风景区和成都风情彩照剪辑”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物品，“把远在东方的神秘古国拉到老外面前”。回忆当时场景，杨潇写道：“蓝眼珠、灰眼珠们都着了迷，在《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的旋律中坠入东方文化的神秘、高邈、睿智和恬淡”[1：18]。东方特色是吸引西方科幻作家、让他们最终坚持中国为举办国的原因，因此如何在科幻创作上呈现出东方特色，也是这一时期的《科幻世界》及国内科幻作家们考虑的重要方向。1991年2、3、5期的《科幻世界》上接连出现的中国神话、历史科幻，可看成是在向欧美科幻界呈现独特的东方魅力。④但一种创作现象出现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东方魅力的展示不过是推动创作发生的外部因素之一。下文将以具体作品为例展开进一步探析。 1991年第2期《科幻世界》上发表了刘兴诗的短篇小说《雾中山传奇》，讲述的是考古学教授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留下的时间飞行器回到古代考察南方丝路，向全世界证实始于中国成都的南方丝路是沟通中西文化、经济最古老的通道的故事。作者创作这篇小说是为好友童恩正的旅美之行被人诬指“叛国”做辩护，⑤但小说的意义却并不止于塑造了一位充满爱国精神的考古学家形象。故事中回溯历史的“时间旅行”手法更值得我们关注。 作为科幻小说最经典的叙事模式之一，“时间旅行”早在科幻舶入中国之初就被作家们习仿。然相比西方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过去三态往复的“时间旅行”，中国的“时间旅行”叙事基本以过去→现在→未来的单向为主，鲜有反向的时间叙事。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晚清西方科技带来的历史观变革有关。鸦片战争之后，在“进步”、“发展”的“科学主义”价值观念下，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线性时间观取代了中国沿袭千年的循环时间观，而这种时间观又通过民族危机下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在意识形态推动下成为主导的马克思历史发展观得到不断强化。旧有的文化传统被定义为“落后的”、“愚昧的”、“保守的”、“过时的”，与“先进的”、“文明的”、“开放的”、“发展的”的现代性形成二元对立，“向前看”成了“时间旅行”的唯一方向，无论是晚清时期的乌托邦蓝图还是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未来漫游，传达出的都是被时间的单向性、不可逆性催生的现代性焦虑。 与现代性焦虑相伴发生的，是现代“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建立。作为中华民族认同精神基石的文化传统，被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思想家作为“国性”予以尊重和体认。⑦这种“文化中国”的认同在无产阶级政权确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地缘政治与阶级话语成为民族认同新的支撑后，一度被“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人民/国家”认同取代，直到1980年代以来在阶级政治逐渐消隐与中国以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新时代语境下，才再次回归主位。 于是，1980年代的民族身份思考再次回到晚清的原点。相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中国一方面需要“在现在/过去、传统/现代的时间维度上确立其作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国/西方的地缘文化差异的维度上确立其‘民族’性”[2：216]，文化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时间的线性发展维度如何能够取得统一？从文学的角度讲，这是个现实主义文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明显的案例就是“文化寻根”小说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始终被认同与批判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所纠缠，乡村与都市形象分裂，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主义话语冲突，迫使寻根小说最终不得不采取“通过‘非规范’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挖掘，来建构新的文化共同体想象”[2：218]。在科幻书写中，消弭二者紧张状态的方案，便是“回头看”的时间旅行。 《雾中山传奇》里，在推测外星人为什么会驾驶时间飞行器来到地球时，作者指出，是因为南方丝路“引起了当时到地球访问的外星人的注意。他们察觉这条绵亘万里的古道，联系了地球最灿烂的一个文明地区，对此加强观察研究”[3：15]。如果把南方丝路仅作为地区性文明来看待，它所能代表的只是中华民族的过去，但若把它当成外星文明认识、了解地球文明的唯一观察点，其意义就一下子上升到了整个地球文明的中心，从而超越了过去与现在，成为永恒的经典。⑧此外，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的时间飞行器穿越时空，这本身就是一个远超人类现有文明的科技行为，且他借助这样先进的科技器物做出的南方丝路历史考证“结束了古典考古学时代，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门槛上，开创了人类直接进入历史考古的新篇章”[3：15]，其现代性意义不言自明。由是，现代性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不再对立紧张，而是完美统一。 在这一时期，虽然精英文学中已有“新历史主义”流派出现，但由于科学性被视为科幻的灵魂，因而历史真实对于科幻创作依然是一个被审慎对待的话题。《雾中山传奇》尽管使用“时间旅行”的手法进入历史，却没有试图干预历史。故事中的曹仲安只是历史的观察者，作家的历史想象基于严密的科学考证。同样，在姜云生的《长平血》(1992)、韩建国的《泪洒鄱阳湖》(1995)等作品中，历史被作为检验人性、重审历史的试验场，没有人试图对历史本身进行或然性的尝试，这种尝试直到90年代后期才在王晋康等人的多部小说中出现。相较而言，神话虽是人类早期历史的叙事形态，但由于其本身就拥有极大的想象成分，这给了作家们更多的创作自由和尝试空间，重述便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