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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儒对儒学工夫论的思考，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对人心负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就不能再空洞地只谈道德生命的理想，而是要落实在细密的道德修养工夫论上。而事实上，自我修养的工夫，如何成为圣人的研究，正是宋明儒学最独特的成就和贡献”(33)。 宋儒追求以“工夫”达于“本体”，强调对“心性”的体认，这与韩愈古文思想中的修养论，有明显的差异。韩愈虽然围绕“气盛言宜”之说，也关注到长养内在德性气质的重要，但在宋儒看来，他缺少对德性内在的察识体认，诚意工夫不足，是论道不精的表现。朱熹曾在高度评价二程之贡献时，指出了韩愈的局限：“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则水无归著。程子云：‘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所以发明千古圣贤未尽之意，甚为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晓处，秦汉以来传记所载，只是说梦。韩退之略近似。千有余年，得程先生兄弟出来，此理益明。”(34) 韩愈期望通过学习古文来修养身心，在宋儒看来，这条路对于明心见性，也是一条歧路，朱熹对韩愈陷溺于“文”而迷失本源，就多有批评，《朱子语类》云： 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说：“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且如《易》所谓‘利者义之和’，却解为义无利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若如此，非惟失圣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35) 可见，“文”之于“道”，是外在的，朱熹认为韩愈如此看重“文”之于“道”的意义，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 如前文所述，韩愈主张通过学习“古文”来修身，与荀子学以成德的思路，有一脉相承之处，这当然与宋儒工夫论追求明心见性的孟学旨趣，明显不同，但学习“古文”毕竟不同于对圣人经典的被动学习，而是包含着丰富的主体能动因素，因此，韩愈的古文修养论，就不能简单等同于荀子的以学修身，而是容纳了孟学尊重主体德性的因素。朱熹一方面批评韩愈由“文”之“道”的路径是错误的，但也承认韩愈确有所见，承认他所谓“气盛言宜”之论，也关注到存养工夫的问题。《近思录》云：“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36) 《朱子语类》更明确谈到“气盛言宜”与存养工夫的近似： (释氏)虽是说空理，然真个见得那空理流行。自家虽是说实理，然却只是说耳，初不曾真个见得那实理流行也。释氏空底，却做得实；自家实底，却做得空，紧要处只争这些子。如今伶利者虽理会得文义，又却不曾真见；质朴者又和文义都理会不得。譬如撑船，著浅者既已著浅了，看如何撑，无缘撑得动。此须是去源头决开，放得那水来，则船无大小，无不浮矣。韩退之说文章，亦说到此，故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小大皆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广云：“所谓‘源头工夫’，莫只是存养修治底工夫否？”曰：“存养与穷理工夫皆要到。然存养中便有穷理工夫，穷理中便有存养工夫。穷理便是穷那存得底，存养便是养那穷得底。”(37) 可见，韩愈的古文修养论，在宋儒眼中，有着复杂的面貌。如果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宋儒对格物致知的思考，与韩愈的古文修养论之间，有着相当值得关注的联系。 “格物致知”是宋儒工夫论的重要课题，“格物”是达于“本体”，明乎“心性”的重要手段。“格物”究竟应如何理解，宋儒展开了丰富的讨论，而其中程颐、朱熹的思考，最具有代表性。他们都认为，对圣人典籍、前代书史的虚心学习、深入领会、从容涵养，是“致知”的重要基础。朱熹尤其把这个涵养典籍的读书过程，视为修养工夫的重要内涵。而对于如何沉潜涵养，朱熹特别注重虚心涵味，以期实现一种完整的、精粹的把握。在《四书集注》中，他对“格物”有如下阐释： 《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38) 这个“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格物”境界，需要依靠虚心的沉潜，不能追求一蹴而就。朱熹对这一沉潜过程的体会，明显受到韩愈的影响，他曾说：“韩退之苏明允作文，只是学古人声响，尽一生死力为之，必成而后止。今之学者为学，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贯通处否？”(39)在他看来，韩愈等人“下工夫到豁然贯通处”，正与儒者涵养修养工夫的努力相近似。韩愈虽然在求道的路径上有所偏差，但他那种深刻的沉潜之功，是十分可取的，倘若用之于正确的方向，无疑是入道的梯航。 在韩愈与柳宗元之间，朱熹对柳宗元的批评更多，而他对柳宗元的不满，与柳氏过于理性化，缺少从容涵养，不无关系。朱熹认为，读书要完整地体会，不要只是枝枝节节地去领会，柳宗元富于思理，精于分析，用这样的态度理解圣人典籍，长于条分缕析，但失去了完整浑融的把握。朱熹曾这样比较韩、柳的不同： 大凡义理积得多后，贯通了，自然见效。不是今日理会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不然，读得这一件，却将来排凑做，韩昌黎论为文，便也要读书涵味多后，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经云云之意，便是要将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韩。(40) 柳宗元富于怀疑精神，而朱熹认为，读书明理，虽然需要独立思考，但先要沉潜，不能一开始就去质疑，倘若如此，就难以虚心体会，难有真正的收获，他说： 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见得，读书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读，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又曰：“这般也有时候。旧日看《论语》，合下便有疑。盖自有一样事，被诸先生说成数样，所以便着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间或有说不通处，自见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着。”(41) 在朱熹看来，注重沉潜的韩愈，对圣人典籍的把握也完整深厚，其文章“议论正，规模阔大”(42)；柳宗元长于理性的思辨，文章“较精密”(43)，但学习柳文“会衰了人文字”(44)。比较而言，深厚浑融的韩文，比思理精细的柳文更难学，所谓“韩文大纲好，柳文论事却较精覈，如辨《鹖冠子》之类。《非国语》中尽有好处。但韩难学，柳易学”(45)。 值得注意的是，程颐论及工夫修养，很少提到韩愈。程颐的格物论，与朱熹多有差异，朱熹的格物论主要和更多地强调对于外在事物的考究(46)。在这一点上，韩愈古文修养论与之多有可以相互启发之处。朱熹虽然批评韩愈路径有差，但他对韩愈、欧阳修等人的古文成就十分关注。他的工夫论与韩愈古文修养论的联系，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再次反映了韩愈古文观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