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韩愈的古文思想能够呈现出深刻的修养论关怀与思考，这在中唐古文作者中，也十分罕见。虽然韩愈的古文同道，不少人也表现出对修养问题的关注，但他们很少将“古文”与身心修养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 古文运动的前辈柳冕，重视“养才”，也很推重“文”之于“道”的意义，提出“圣人之道，犹圣人之文也。学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学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20)。“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21)但是，对于“文”之于修身成德的内在意义，柳冕并没有做更深入的思考，与韩愈相比，他的文章理论并没有多少修养论的内涵。 被视为韩愈门人的李翱，在注重古文写作上，与韩愈十分投契。同时，李翱对精神修养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其著名的《复性书》的讨论主题，就是人如何可以成圣，其文开篇云：“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22)文章所论，即是如何复性成圣，其中“中篇”更集中讨论了如何“复性”的修养成圣方法： 或问曰：“人之昏也久矣，将复其性者，必有渐也，敢问其方。”曰：“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又曰：“闲邪存其诚。”《诗》曰：“思无邪。”(23) 文中所讨论的复性之“方”，以“灭情复性”为核心，其思想渊源颇为复杂，研究者指出其与佛教、道教思想都有密切的联系(24)。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思考与“文道”关系等问题完全无涉。李翱虽为韩愈的古文同道，“文”对于他，并非如韩愈那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身心修养方式，因此写作古文与思考身心性命问题，也就没有必然的联系。 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之代表的柳宗元，其古文思想同样表现出对修养论的思考，但是，由于柳宗元的文道观具有鲜明的理性化特点，因此其古文思想的修养论内涵，与韩愈多有不同，而在将“文”与身心修养联系的深度上，则不及韩愈。 柳宗元著名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习文、作文状态的描述，也很有修养论的意味：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榖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25) 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他还谈到修道当持之以恒，毋求速进： 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慤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26) 这些带有修养论色彩的思考，如果与韩愈的有关思考做一对比，会发现，柳宗元更侧重于自我约束，讲求抉择与鉴别。对自我芜杂气质的鉴别与克制，对圣贤之作不同特长的判定，以及对修道中各种“怪”、“杂”、“速显”之弊的自警，都偏重思想上的鉴识与修身上的克制。从儒家的修养传统来看，这些思考接近荀子“治气养心之术”中，对自身不良气质的调节与治理，但缺少荀子“虚一而静”，通过全身心沉浸于圣人之道以达致“全粹”之境的修养追求；至于孟子那种存心养气的修养传统，柳宗元更与之颇为疏离。而如前所述，荀子的“虚一而静”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正是韩愈古文修养思想的重要渊源，与柳宗元相比，韩愈的修养论首先不强调思辨与抉择，而更注重对圣人之文的全身心的涵养学习，以及对内在德性的长养。 柳宗元的古文修养思想，何以形成这样的面貌，与他文道观强烈的理性色彩很有关系。与韩愈相比，他对儒道的理解，显然更加理性化。韩愈在《原道》中所阐述的儒“道”，并非一系列抽象的概念，而是一整套“先王之教”，柳宗元则反复以“大中”与“大公”这种抽象的理念来阐发儒道。在对圣人的理解上，柳宗元也比韩愈更加理性化与常情化，他强烈反对对圣人做神秘化的理解，其《非国语上·料民》云：“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27)在《天爵论》中，他认为圣人与常人的差别，在于天赋的“明”与“志”有所不同，“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28)，这种自然气禀的差异，在柳宗元看来，并非神秘的天命，而是一种自然的差别，故其文曰：“或曰：‘子所谓天付之者，若开府库焉，量而与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气者也。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29)这种“自然”的解释，在今人看来，仍有虚玄的色彩，但与神秘的天命论相比，则体现了理性化的倾向。 对儒道理解颇为理性化的柳宗元，在讨论“文”、“道”关系时，也更有理性的色彩，他提出“文以明道”，认为“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发明“道”，掌握“圣人之文”，就是要“之道”。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荀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30)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31) 从柳宗元理性化的观点来看，“圣人之文”的核心是“圣人之道”，得其“道”，则“文”不必拘泥，如果能够“之道”，甚至可以“遗其辞”。而对于韩愈，“圣人之文”与“圣人之道”共在，通过学习“圣人之文”来达到“圣人之道”，并非是从“文”中提炼出一些理性概念那样简单，而是要通过对“圣人之文”的深入涵养体验来感知。韩愈比柳宗元更多地关注“文”的正伪与精粗。这一种细腻而深刻的体验，只有在对“文”全身心的沉浸之中，才能清晰分辨，并做出抉择。理性化的柳宗元，在“中道”的原则下，看到了前代之“文”各自具备的长处，但在对“文”的复杂层次的细腻体验上，则不如韩愈。 由于对“文”之于“道”不可或缺的意义，缺少韩愈那样的认识，因此柳宗元就不像韩愈那样，对“文”的身心修养价值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阐发。他对修养问题的关注，更多地借助佛理来表达，也就并非偶然。他重视佛教的修持论。对于当时洪州禅不重修持的狂荡之风，他颇为不满，主张“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南岳大明寺和尚碑》)(32)，其《东海若》一文，宣扬净土思想，同时强调修证。 可见，韩愈对“古文”之修养内涵的关注与深入阐发，以“文”与修养论紧密联系的方式，继承与融合了儒家荀孟的修养思想，在中唐的古文家中，也是很特别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