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诗歌文体强势地位的衰落 宋元理学的兴起，使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地位遭到了第一次打击。宋代的理学家程颐提出“作文害道”的著名观点：“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则不工，若专意则意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8](P95)程颐甚至将“有高才能文章”作为人生的三大不幸之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9](P38)宋人刘挚常常教训他的子孙：“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也是这个意思。这种主张的背景是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强以及道统对文学的挤压。 元代以后，以诗歌、散文为代表的正统文学开始走向衰落，而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逐渐发展壮大，取而代之，由附庸变成主流。诗歌的文体强势地位逐渐削弱。与此同时，小说和戏曲的文体意识逐渐觉醒。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诞生证明了小说对史学的依赖，那么《金瓶梅词话》的出现，则是小说文体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从《金瓶梅词话》的回目和诗词可以看出，作者的诗词功底很差，但他的小说家才华却无可怀疑。《金瓶梅词话》不写光明，不写善，而是竭力发掘人性中的丑恶和卑鄙，选择市井人物中最恶劣的分子来做小说的主角，这一选择本身就使它不会去追求诗情画意。 明代诗文中有不少佳作，但整体的成就不如唐宋，有一些诗文名家，但没有产生可与李杜、与韩柳苏欧比较的诗文大家。诗文不如唐宋的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诗歌和散文自身的发展来看，这是盛极必衰的规律。明代的诗坛文坛不断地呼唤复古，一浪高过一浪，所谓“诗必盛唐，文必秦汉”，与小说、戏曲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诗歌和散文分开来加以说明，因为诗文虽然都属于正统文学，但它们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是很不相同的。诗歌已经度过了它的辉煌顶峰——唐代，已经度过了它的变异时期——宋代，后来的诗歌大体上已经翻不出唐宋两家。或是宗唐，或是学宋，在诗体、语言、思维、审美追求等方面都已经缺少实质性的创新。一直到清代，情况都是这样。当然，依然有很多好的作品陆续问世。散文本来就是杂文学，韩柳的古文运动，从骈文那里夺回了散文固有的疆域，恢复了散文的活力，宋代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使散文进一步变得平易流畅，将传统散文的各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以后的散文也很难打破唐宋八大家奠定的既成格局。明清的八股科举制度是一个阻碍诗歌发展的消极因素。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大部分的聪明智慧消耗在一种无用之物上，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悲哀。八股是读书人觅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而诗歌则被一般人认为是无用之物。一般的读书人，先集中精力于八股，有了功名以后再来做诗，以应付官场的应酬。学诗作诗是不务正业，是足以使父母妻子痛心疾首的事情。诗歌需要的是青春的浪漫激情，需要的是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八股取士的制度无疑是不利于诗歌发展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