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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歌对唐传奇的影响 唐人传奇是中国小说的第一个高潮。严格地说，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趋于成熟的高潮。文言小说是文人创作，也为文人所欣赏的文学作品。文言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它的第一个高潮鲜明地体现出历史散文(尤其是史传)和诗歌这两种强势文体的双重影响。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1](P4)他的话当然有很大的误差，唐人以小说为温卷的情况只有个别例证，但他的这番话说明了宋人对传奇小说的看法。史才和诗笔，是他觉察到了唐人传奇受到了史传和诗歌的双重影响，说明了史传和诗歌的文体强势地位。好议论则是宋人的特点，其实唐人传奇并不一概地喜欢议论。小说强调教化，多夹杂议论，是宋以后的事情。 就诗歌和史传相比而言，史传对小说的影响更大。史传的叙事手法、人物描写、语言的凝练圆熟，对于小说技巧的成熟来说都是很好的借鉴。可是，小说那种寻奇觅异和虚构想象的本性与史学的实录精神存在着内在矛盾。小说在史学的母胎里酝酿着自己的叙事技巧，可是，小说与生俱来的想象力终将冲破史学的束缚。诗歌与小说的关系比较复杂。诗歌也可以讲故事，但诗歌的强项是抒情不是叙事，中国诗歌的叙事诗并不发达。小说要叙事，必然要带来连续性和逻辑性，这些都是和诗歌本性相违背的。诗歌是跳跃的，它要用节奏来打破散文的连续性和逻辑性，让感情更好地释放出来。诗歌的关键在于形象的提炼，而小说的关键在于情节的提炼。诗歌提炼形象的成果是诗化的、优美而富于联想的语言。小说提炼情节的成果是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故事，生动的人物，丰富的社会生活。尽管如此，诗歌依然可以对小说施加或明或暗的影响。 唐朝是诗歌的时代，张祜所谓“千首诗轻万户侯”，唐传奇的作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诗人。在一个诗的时代，由诗人来写小说，自然给小说打上了诗的烙印。唐传奇语言的华丽和精练、抒情色彩的浓郁、情调的缠绵悱恻、情节的浪漫，某些人物的诗人气质，与此不无关系。在这方面，沈亚之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的小说《异梦录》、《秦梦记》、《湘中怨解》，里面穿插了很多诗歌，显示着他诗人的才华。尤其是《湘中怨解》一篇，想象丰富，语言华艳，情调缠绵而哀怨，情节简要而离奇，意境优美而朦胧，完全是诗体的小说。作品写人神相恋，与曹植的《洛神赋》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传奇中最出色的作品，大多是描写爱情的：《莺莺传》、《离魂记》、《无双传》、《霍小玉传》、《湘中怨解》、《李娃传》、《秦梦记》、《感异记》、《异梦录》、《裴航》、《步飞烟》、《任氏传》、《柳氏传》、《长恨歌传》。而《虬髯客传》、《昆仑奴》、《柳毅传》是侠义加爱情。诗歌长于抒情，描写爱情是它的强项。虽然婚姻是现实的，爱情是浪漫的，但实际生活中的男女之情，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都是那样单纯浪漫。可诗歌中的爱情，诗人笔下的爱情，常常是非常单纯、执著而又浪漫的。而这种单纯执著而又浪漫的理想爱情，常常是寄托在女主角的身上。这些爱情小说里，光彩照人的往往是女主角，她们都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唐传奇里的爱情小说，情节都很浪漫，往往带有一种超凡脱俗的色彩。才子对佳人，绝色配名士，一见钟情，几乎成为一种公式。虽然这是一种郎才女貌的结合，但它们毕竟写出了一种比较平等、自主的爱情。不考虑双方的门第，无暇顾及财产的多寡，忘却了家长的意志，各自都为对方的容貌、风度、才情所吸引。这种恋爱对于一味听命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青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唐诗的强大，使它有实力来和同题材的小说并驾齐驱、一争高下。沈亚之有《冯燕传》，司空图有《冯燕歌》(一说是沈亚之作)；元稹有《莺莺传》，杨巨源有《崔娘诗》，李绅则有《莺莺歌》。更加突出的例子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中，有缠绵的帝妃之恋，藩王的叛乱，恋人的生离死别，神秘的宫廷政治，沧桑巨变，斗转星移，文学艺术所需要的要素，无一不备。从天下太平、莺歌燕舞，一下子变成四海沸腾，大潮汹涌。李、杨情缘引起了诗人、小说家、戏曲家长达千年之久的创作兴趣。小说《长恨歌传》与诗歌《长恨歌》几乎同时诞生。内容相同而文体不同，文体不同而同样出色。我们简直可以将二者看做两种强势文体——诗歌与史传的争奇斗艳。就李、杨的生恋部分来看，《长恨歌传》的叙事更为清晰，而《长恨歌》的那种诗歌的跳跃性要靠读者的史学知识来加以弥补。可是，就李、杨的死恋部分来看，《长恨歌》抒情的浓烈为《长恨歌传》所不及。白居易充分发挥诗歌长于抒情的强项，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刻骨的思念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漏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2](P13) 诗歌至唐已经达到了巅峰时期，诗歌的各种要素：诗体、诗的思维、诗的语言、诗的审美追求，都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诗的语言之美，既风华秀丽，又深入浅出，那么自然又那么美丽，好像是脱口而出，却又是一字难易；技巧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却好像是不讲技巧似的；语言纯净到了极点，却好像是未经加工似的；见解非常的透彻，却好像是没有见解似的。《长恨歌》诞生于中唐，可是它的风格却是盛唐的天籁之音。《长恨歌》所展现给人们的，正是盛唐之音的那种返璞归真的美。李、杨的故事，本是小说或戏曲所擅长的题材。可是，此时的小说却没有准备好。唐传奇里的翘楚之作，学习史传的技巧，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虚构。所谓唐人已经有意为小说，其实是处在一种低级的阶段。他们依然没有大胆地摆脱史传的束缚，依然要作为史的补遗为自己的存在来辩护，小说真正的春天还远没有来到。直到明清时期白话小说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小说才真正焕发出满园春色。 《长恨歌》抓住李、杨情缘这一绝妙的题材，一举奠定了李、杨情缘的框架。后来的改编者、移植者，用尽全部才情与智慧，却再也跳不出《长恨歌》所划定的框架，充分显示出唐诗的霸气。虽然陈寅恪认为《长恨歌》和《长恨歌传》是“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但就名气而言，陈鸿的《长恨歌传》无法与白居易的《长恨歌》相提并论。陈鸿自己也承认：“今但传《长恨歌》云尔。”在唐人的小说中，陈鸿的《长恨歌传》已经是佼佼者，但是，它依然无法与风情万种的《长恨歌》匹敌。《长恨歌》实际上开创了一种“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处理历史题材的模式。后来的《梧桐雨》、《浣纱记》、《长生殿》、《桃花扇》，都是这种写作模式。 谈到唐诗，人们首推李白与杜甫。李白是盛唐诗歌最杰出的代表，而杜甫则是盛唐到中唐诗歌，乃至于唐诗到宋诗，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诗歌从依赖青春的想象到更多地依靠阅历、学问、文字、技巧、章法，这一巨大的变化，是以杜甫的探索为中介的。杜甫这一历史性的贡献还远未被人们普遍地认识到。 不过，就唐诗对后世小说与戏曲的影响而言，没有一首诗能够超过《长恨歌》。唐人小说对后世小说与戏曲的影响，没有一件作品能够超过元稹的《莺莺传》。元稹、白居易对于后世小说和戏曲的贡献与影响，实在不可低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