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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诗经》所选录的上古诗歌虽然只有305首，使用单字仅有2826个，但却是现存最早的蕴含汉语言文章学成就最为丰富的经典之一。这部诗歌选集在文章创作观念上彰显出以下几个标志性特点：(1)出现了一批有别于史官、卜官和金石文制作者等几类文人的主体性诗人群体，他们以明确觉醒的文学创作意识，率先把作诗视为体现个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名山事业”来进行精心创作。(2)诗歌内容已经体现出鲜明的“言志”和“弘道”特色。(3)明确树立了正视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4)整体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人文情怀、理性精神和家国意识。(5)系统运用了“形象思维”方式并在诗文创作中体现出多种鲜明的创作风格。(6)在文章体裁成就上，《诗经》通过多种题材类型的选取和成熟而丰富的修辞格的综合运用，为后世贡献了风、赋、比、兴、雅、颂六种亚文体性质的诗体范式。《诗经》中所昭示出的上述文章学成就，经过2000多年的有效传承，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学、文章乃至文化血脉的“基因密码”和“染色体”。 【关 键 词】《诗经》/文章学/成就/新考 【作者简介】郑志强(1958-)，男，河南邓州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州学刊》杂志社副社长，主要从事《诗经》研究，郑州450002 《诗经》对中国文章学的贡献甚巨。这一点古代学者早已发现，但目前尚缺乏当代意义上的学术发掘与总结。对“文章学”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学界的归纳尚有歧义。本文采纳广义文章学概念。“文章”的内涵即指连缀文字成篇的单篇作品及各类著作。同时采纳祝尚书的一个概括：“文章学的创作论和体裁论，构成了文章学的内涵。”①将文章学的成就限定在“创作论”和“体裁论”两个领域进行考察和研究，应能避免繁琐与枝蔓。当然，为了使表述更加精确，本文不使用“创作论”“体裁论”而代之以“创作观念”“体裁成就”来论述。 一、《诗经》在文章创作观念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 自《诗经》被孔子学派编定之后，这部上古诗歌选集中的文章学成就，2500多年来基本处于“蕴蓄状态”。所谓“蕴蓄状态”，用周振甫的话说，就是“文章里面，虽含有各种文章作法，但……还没有说明。这种写作方法，有待于后人的阐发”②。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现代“文章学”语境中的“蕴蓄状态”；若从古代概念出发，那么自《左传》时代起，就对《诗经》中的“文章学”价值多有论述。而这些论述，主要存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诗》学论述中。对这份遗产，本文将以“扬弃”的态度来对待。 详考中国“文章”的产生与发展，有一个从“不自觉”“朦胧自觉”“被动自觉”到“主动自觉”乃至“野蛮自觉”和“文明自觉”的多阶段进化过程。关于诗歌创作从被动自觉到主动自觉的界限划分，东汉郑玄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地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③郑玄讲得很清楚：虽然早在虞舜时，以“诗”为核心内容的“乐教”已形成主动自觉和理论初步完备的形态，但夏、商两代却体现出“野蛮文明”作风，把许多前代文籍销毁了。目前出土文献中大多是一些断续文字及残篇，极少有可称为“文章”的完整篇什即是明证。所以孔子明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④换句话说，周王朝继承和创造了以《诗》《书》《礼》《易》《乐》为代表的灿烂文化，堪称“文明自觉”的新时代。《诗经》中的作品，正是这一“文明自觉”时代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诗经》全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文明自觉”，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主体性诗人明确出现与体现自我价值意识的确立。在现存《诗经》文本及上古解《诗》文献中，《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均能考明作者。譬如，由周公创作者达15篇以上；其他如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宣王、召康公、召穆公、郑庄公、秦襄公、秦康公、卫武公、苏公、南仲、尹吉甫、伯奇、芮良夫、仍叔、凡伯、张仲、申后、卫庄姜、许穆夫人、宋襄公母、家父、史克、寺人孟子等等。有的作者干脆在诗中点出自己的名字，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大雅·嵩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等等。这当然不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它标志着作家意识的觉醒，“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朽”意识明确。这种现象表明，这个时代已有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作诗“文人”，这批文人已显现出与金石文制作者和史官、卜官等几类文人截然不同的创作主体意识。史官要受君主言行的限制，金石文作者要受器主意志的限制，卜官要受卜骨裂纹的限制。而发源于“乐官”和“司徒之官”的诗人们，除主要受乐曲、舞蹈节奏、旋律的限制之外，主观上已能够以高韵律性、高文化含量的“创作”为己任，率先把“作诗”乃至“作乐”视为体现个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名山事业”来进行精心创作。其作品已体现出鲜明的区别于“他者”的性格特征：有的喜欢在诗中强调社会责任，有的喜欢在社会群体中强调个人的价值评判；有的喜欢批评现实，有的喜欢赞美现实；有的沉醉在现实生活中其乐融融，有的在呼喊着本人的不平遭遇，也有的希望从现实生活中疏离出来；等等。从而与之前“前呼‘邪乎’，后亦应之”“饥者呼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自发性民间歌谣群体创作并任其自生自灭的时代，判然区别开来。《诗经》整体上并非自生自灭的“里巷歌谣”性质，整部诗集当仁不让成为中国“有意体现个人主体价值”的“诗人”和“文人”正式诞生的标志；而《周礼》《国语》《左传》的相关记载，也为其提供了当时社会顶层通过政治制度设计支持诗人和文人创作的佐证。(2)《诗经》中的诗歌已成为主动、有目的、有现实针对性的创作。录入诗歌的这一批杰出诗人，在诗歌内容和价值取向上，已经体现出鲜明的“言志”和“弘道”相结合的意识和目的。关于“志”，古今学者所解甚多。本文取“情志”的核心义，即：以人的生理欲求为基础而升华出的道德规约性理想追求。“情”与“志”的辩证关系应为“寓理帅气”，而非有“志”无“情”或有“情”无“志”。当今有学者认为：“《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以六德为之本’就明确了‘诗言志’的取向，德就将志中可能融进的情排除出去了。”⑤这种观点新则新，但不确切。就人类而言，完全排除了“情”，“道德取向”的“志”就成为无“血液”的“意志”。《诗经》中的诗作通过“言志”而“弘道”，由此使诗作的精神境界之高远、从社会现实中提出的社会观念之深湛，达到超越时代、历久弥新、不可磨灭的程度。关于这一方面，赵敏俐先生有明确论述，他认为，“从《诗经》来看，它的创作确已经超越了‘辞达而已’的原始阶段”，《诗经》的作者群体已经开始“认识诗这种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言志’和‘载道’的实用功能”“形成了以政治教化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文学理论”⑥。本文认为，相对于《周礼》《易经》《书经》的“载道”功能而言，《诗经》自有明显区别于上述三部经典之处，即通过每首诗的具体表层的“言志”，以达到内在的“弘道”功能。因此，与其说《诗经》“载道”，不如说它“弘道”；与其说诗集中体现出“功利主义”，不如说体现出“经世主义”。关于古代“志”的含义，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共罗列123种之多。但从《舜典》中的“诗言志”语境辨析，《诗经》所言之“志”，当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以制六志”孔颖达疏之“情动为志”和《孟子·万章上》“不以辞害志”之“诗人志所欲之事”两解的综合义，即：“诗”是由诗人以特殊文字形式记录下的情绪化记事或诗人缘事而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感和愿望。至于“道”，从《诗经》中看，明确指的是“周道”和“周礼”，而“周道”也就是《尚书》《易经》《周礼》等经典文献中所记载的人间正道。对于这个“人间正道”，《易·说卦传》中的定义分为三种：“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⑦而孔子侧重讲人道。他在《礼记·礼运》中有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著名论述；荀子也将“道”追溯为百王之道：“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⑧《左传·文公六年》中“君子”的著名论述，又进一步将这个“道”进行了申论：“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无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⑨可见，“周道”“大道”即百代可通用的“人间正道”，应指由普遍的人性和大自然之性为基础所组成的人类社会达成和谐相处所必须遵守的法则。这些法则，就每一个人而言，只有主动认识、把握、传播并遵守的义务，而没有任意悖逆它们的权利；悖逆这些法则是会给关联人带来灾祸的。而《诗经》中的诗人群体，第一次用文学的形式而非政令的、法规的陈述形式，为我们全面展示了他们在诗歌中努力达到个人情感欲望与所体认的人间法则和谐统一的经典范式。(3)明确树立了正视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正视现实”是《诗经》整体表现出的一个原则。这种正视现实主义的原则，既不同于“救世主”式的怜悯“俯视”，也不同于“旁观者”式的冷漠“侧视”，而是诗人置身其中以“弘道”自任式的“正视”。《诗经》中的全部作品，均是诗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记录、感悟、联想、评判或对现实事件的情感抒发；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浪漫主义”或“幻想式”作品，更没有“魔幻”或“梦幻”类彻底“飞天式”脱离现实生活的“精神遨游”。总之，《诗经》中表现出的千般情怀，来自真真实实的“人间世”，都与现实生活紧紧纠结在一起，尚无屈原式的“意念飞天”；同时，我们既看不到类似但丁《神曲》中的那种书写内容，也看不到类似泰戈尔《游思集》《飞鸟集》中的那种书写内容。对“正视现实”这一原则的核心要求，古人、今人总结甚多，以刘勰的概括最为精当：“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⑩(4)全部作品都体现出较高水平的人文情怀、理性精神和家国意识。所谓“人文情怀”，就是在诗中单纯表达人作为动物属性的情绪和情感者非常稀少，诗中所抒发的情志主要升华为文明人在与社会群体的互动中所产生的“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及“与天地并列为三”的高尚情操和理想境界。所谓“理性精神”，就是全部诗作，无论写个人还是写群体，均充满在社会和谐进步规则观照下的思考、认知、评判或期望。既与个人利害紧密联系，又不再囿于一己之私利的得失，而是将之作为典型人物、典型事件进行典范社会意识的精神观照。所谓“家国意识”，即全部诗篇已不刻意倡导个人与社会“离散”，而是倡导个人与“家”和“国”凝融为一体；因此，诗篇不简单体现以谋求个人利益为取向的实用主义主观言说，而是在把自己摆进去的同时，上升到对与家国社会兴亡密切相关的群体利益之“功”与家国兴亡之“利”的关注与纠结。(5)《诗经》中的全部作品，显示出诗人们的“创作个性”已经觉醒并展现出多彩的创作风格。其中，赞美诗的朗练明快、叙事诗的质朴淳真、抒情诗的婉曲蕴藉、明志诗的豪迈清深、哲理诗的警锐峻切、批判诗的切直悲愤等等，已跃然诗中。同时，这部诗集首次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文学创作运用“形象思维”方式的成功实践及这种思维方式的有机构成形态。关于这一方面，本文作者已有专论(11)，此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