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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文章学成就新考(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甘肃社会科学》(兰州 郑志强 参加讨论

    三、《诗经》对中国后世文章创作的影响
    中华民族文章的发生发展史,是本民族社会文明发生、发展史的标志性现象之一。人类由长期生产、生活习惯得出的有用知识,从口口相传、图形标志,演进到以共同使用的信息符号——文字来记载和表达意志和信息,已然经过了漫长而艰辛的进化过程。由于各个原始民族部落居住于不同的自然区域,相互间形成的文字定然千差万别,一时难以通用通解。《圣经》中所载挪亚的后代组织众多部族共建“巴别塔”(17)但最终成为人类第一个有记载的“烂尾子工程”的故事,正记录了这一漫长的信息交流困难的历史阶段。所以,将多民族文字统一到一种文字,又使用同一种文字按照可通解、通用的规则组成今人仍然大体理解的“文章”,则现存“五经”及“春秋三传”对中华民族而言,其“元经典”的价值不言而喻。孟子说孔子是“五经”的“集大成者”,意味着孔子学派积极传承了以前数百代“圣人”对“五经”内容的“层累式”贡献。由于孔子学派编订《诗经》时统一使用了“雅言”,从而统一了当时的文学语言,使此前不同语言、不同语音的文章变成“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需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18)。春秋之后,在文章方面,正是通过不同地域的文人学士群体对包括《诗经》在内的“五经”的认同、学习与传播和创新、发展,最终使中华在文章乃至文化上“成为一样的人民”(19)。
    《诗经》虽然经过了自战国、秦统一中国和楚汉战争期间数百年战乱以及对古代经典的人为毁禁,但令人庆幸的是,这部经典除乐曲、舞蹈方面的内容散佚外,诗歌文本得以相对完整的传承。班固在《汉书》中,首次较为明确地勾勒出了《诗经》与后世特定文章体式的传承关系:“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罹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意。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宏衍之词,……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20)班固的这段记载,其可喜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对《诗经》创作原则和艺术表现手法的传承与发展关系。而当代楚辞专家汤彰平先生,亦从近几十年新出土的战国楚竹简文献中,较有说服力地指出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发端于对《诗经》深入学习研究后激发出的作品(21),从而印证了《史记》中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也”(22)的论述于史凿凿有据。不过,无论《史记》,还是《汉书》,对当时继承发扬《诗经》而进行的诗歌创作成就,在记载时还是有不小缺漏的。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缺漏,当是对生活于西汉孟喜与京房之间,曾出任过小黄县令的梁人焦赣所著《焦氏易林》的阙载。焦延寿曾师事孟喜并为京房的老师,但《汉书·艺文志》列出了孟喜、京房的著作,而忽略了《焦氏易林》。所幸《焦氏易林》长期流传民间并广泛为大众欢迎,故虽经1000多年官修史书的漏载,却由道家所刻《续道藏》流传下来。《焦氏易林》弥足珍贵之处,即是以《诗经》的四言体式和艺术表现手法,用近4000首四言诗来阐发《易经》4096卦。这是一部将《诗经》与《易经》有机结合,《诗经》其表,《易经》其里,充满着中国传统人生经验辩证法与《诗经》优秀艺术表现手法的集大成诗歌总集。认真研读这部约4000首(个别诗有三言句)四言诗的洋洋巨著,结论很明确:明代学者王世贞评价其“延寿《易林》、伯阳《参同》,虽以数术为书,要之皆四言之懿,《三百篇》遗法耳”(23)的评价切中肯綮;当代学者钱钟书“盖《易林》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焉”(24)的评价亦可谓精当恰切。仅就“四言诗”这一体式看,我们从宋人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中,还可以看到大量明显脱胎于《诗经》的四言诗作。从纵向发展看,以《诗经》为典范的四言诗,到汉魏“三曹”和“建安七子”的创作中达到高峰。后世文学史中所言“建安风骨”,其“遗传基因”实来源于《诗经》。当然,从《诗经》的整体情况看,整齐划一的“四言四句成章”只是其主流而不是全部。因此,《诗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当不仅限于“四言诗”;按晋代挚虞的说法,自“三言”至“九言”,皆源自对《诗经》句式的继承与推演。元代的杨载也在其文论《诗家法数》中明确指出:“诗体《三百篇》流为楚辞,为乐府,为古诗十九首,为苏、李五言,为建安、黄初,此诗之祖也。《文选》刘琨、阮籍、潘、陆、左、郭、鲍、谢诸诗,渊明全集,此诗之宗也。老杜全集,诗之大成者也。”(25)遗憾的是,无论元代的杨载,还是明代的吴讷,都没有认识到《诗经》同时也是汉魏“乐府歌辞”“隋唐燕乐”中的“清商三调”歌辞和“宋词”的始祖。在《诗经》中,已然多次出现了一首曲名之下创作出数首诗词作品的实践。如《王风·扬之水》《郑风·扬之水》和《唐风·扬之水》;《唐风·无衣》和《秦风·无衣》;《唐风·杕杜》和《小雅·杕杜》;甚至有诗词题目不同但题材与曲子相同的诗作,如《小雅·采薇》与《出车》;等等。《诗经》中的这些“同题诗”虽与汉魏“乐府歌辞”“隋唐燕乐”和“宋词”严格以“词牌”填词而同用一曲有时代差别,但究其实质,《诗经》与后三者有源流关系当是无可置疑的。就《诗经》对后世文章创作的全面影响,古代论者极多,其集大成者当属明代的黄佐。他在《六艺流别》中指出:“《诗》艺:谣、歌。谣之流其别有四:讴、诵、谚、语。歌之流其别有四:咏、吟、叹、怨。诗之流不杂于文者其别有五: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附:离合、建除、六府、五杂组、数名、郡县名、八音)。诗之杂于文者其别有五:骚、赋(附:律赋)、词、颂、赞(附:诗赞)。诗之声偶流为近体者其别有三:律诗、排律、绝句。”(26)当然,后世文学史上,也频繁出现一些“新文体”学者“屈尊”将创新文体自认为《诗经》“子孙”的现象。如孔尚任《桃花扇小引》:“传奇虽小道”“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27);“盖小说者,所以济《诗》与《春秋》之穷者也”(28)。这是传奇作家和小说学家疯癫之后的癔语么?不能这么看。“传奇”和“小说”本自成新文体。但学者和专家们是从“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的角度出发,来谈《诗经》与传奇、小说乃至戏曲的内在血脉关系,类似于我们当今海内外华人共祭“炎帝”和“黄帝”并均自认为“炎黄子孙”一样,这不是“祖宗”有求于后人,倒是后人离不开“祖宗”。
    那么,现在要问:从当代文章学的“遗传基因”和“密码”的角度审视,《诗经》究竟还有哪些主要成就以传统的力量昭示和规约着当代乃至未来?本文认为:(1)虽然当今与《诗经》时代以2500年以上的时差决定了文章创作的语境和言说方式改变了,但《诗经》中彰显的“大一统”国家观念,过去没有变,现在和今后不会也不应当变。我们今天可以不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我们还是要讲“全国各民族团结成一家人”“全国各族人民都要服从中央人民政府”。(2)虽然《诗经》中的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但无论是王、是君,还是臣仆,都有对国家事务、君臣得失的评判权,因而“天下为公”的思想也以多种方式彰显出来。(3)虽然从《诗经》时代的早期封建主义已发展到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但《诗经》中所弘扬的生生不息、创新不已的精神境界,过去、现在没有变,今后不会也不应当变。我们可以不再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我们必然会不断讲求传承、改革与创新。(4)虽然我们当今的国家与《诗经》时代周王朝相比,其疆域更辽阔、其民族更众多,文化习俗更丰富多彩,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潮流融合性更强,但《诗经》中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核心文化观念没有变。这些文化观念集中体现在至今仍然使用的从《诗经》中直接产生和派生出的200多个成语中。这些成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是非观、价值观的“染色体”,既是《诗经》语境中“周道”“王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思想灵魂中“大道”的核心内容。这个“大道”除包含先圣对它的阐释之外,还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言的“以人为本”的诸多人道主义内容。因此,《诗经》所昭示的“以文弘道”的创作理念过去没有变,现在和未来也不应当变。(5)《诗经》中体现的主要创作原则,是正视现实主义的。这一传统带有鲜明的超时代性和世界性,当今不仅不应改变,而且应予深入总结与发扬。(6)《诗经》首次提供了“创作风格”的作品范例并首次为中国文学全面展现了“形象思维”的独特思维方式。“创作风格”是一篇优秀文章区别于“它者”的外在标志,而“形象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从《诗经》诗歌文本中体现出来的。虽然当时的专家学者并未作出明确总结,但是刘勰将其明确描述为“窥意象而运斤”的“神思”,从而使这种思维方式成为我国千百年来文学创作的经典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创作出优秀作品的路径,过去没有变,今后也不应当变。(7)《诗经》在修辞艺术手法上,成功实践了“圣人之情见乎辞”(29)“修辞立其诚”(30)的古训,为后世树立了一篇诗文既能诵读、又能歌唱、还能与舞蹈表演相融合的混合艺术范式;《诗经》中的语言文学修辞格有40余种。这些修辞格为我国修辞学提供了一个现存最早的百科全书式的实用范本,开创了中国修辞学的先河。(8)《诗经》作为由内在节奏和外在韵律相结合的诗歌选集,首次向后世昭示了节奏和韵律结构对诗歌、散文和其它相关体裁文章的审美价值和传播功能。因此,从《诗经》传播的成功范例来看,节奏和韵律结构的优与劣,直接决定了诗歌、散文和相关类型文章在大众传播中被优先选择的指数。蕴藏于《诗经》中的上述八个方面的文章学成就,过去2000年来,是我国文章创作的“金科玉律”当今乃至未来,它们仍将作为“金科玉律”来衡量所有生产出来的各类“美文”。一篇文章究竟是“时尚快餐”还是“不朽之作”,以上八个方面仍将是中国社会阅读群体自然筛选的依据标准;无视或拒绝对它们的体认,无论哪位中国人创作出的文章,都将难以长期跻身于中华文苑的仙葩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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