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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云谣集》写本的抄写年代 《云谣集》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是敦煌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1950年，王重民揭出伯2838卷内有金山国时代所用文书，而倡《云谣集》写于梁唐间之说，云：“原卷(伯2838)一面写中和四年破除历，一面写金山天子时代所用之杂斋文式。此《云谣集》即接书于杂斋文式之后。笔迹虽不同，其书写年代，不应距金山天子太远。金山天子与朱梁一代相终始，故可视为梁唐间写本。”⑧这一说法经许多学者的肯定，现已成为较通行的看法。⑨ 然而，根据上文对伯2838斋仪文的讨论，我们发现，王重民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尽管在伯2838所抄斋文中至少有三篇的祖本记有“金山天子”、“金山白帝”等字样，由此可判伯2838背面的“杂斋文式”曾经用于金山天子时代，但是，这几篇斋文中屡屡出现的“令公”字样，却提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这些斋文并非抄写于金山国时期。“令公”是曹氏归义军时期节度使的封号。据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当时敦煌享有“令公”称号的节度使有曹议金(928—935)、曹元忠(956—960)、曹延恭(975)、曹延禄(984—1002)四人。瑏瑠考虑到伯2838《转经文》中存有“我金山圣文神武天子”字样，可以判断：这一写本的抄写时代不会距金山国时期太远，其中“令公”应当指的是曹议金。也就是说，斋文的抄写时间应在928—935年间，为后唐时期。如此推算，位于斋文之后的《云谣集》，以及与伯2838本部分字迹相同的斯1441本《云谣集》，也应当写于此时或稍晚。 事实上，在斯1441第二群落的斋文集中，已经有一些信息可以支持以上结论。比如以下信息： 第一件：《二月八日文》。文内有“河西节度使尚书”字样。据研究，这种字样多见于848年到920年的敦煌文书——在这些文书中，可以断断续续地看到节度使称“尚书”的情况。(11) 第二件：《二月八日文》。文内并见“仆射”、“大唐”字样。《敦煌愿文集》据此推断此文约作于张议潮时期。(12)然而据《归义军史研究》，李唐王朝曾称仆射的河西节度使有张议潮(858—861)、张淮深(887—890)，后唐曾称仆射的有曹议金(920—924)，所以上述推断是需要修正的。也就是说，两件《二月八日文》的撰抄时间应在张议潮至曹议金之间(858—924)。(13)上文说到：斯1441、伯2838是两个保存于同时同地的写本，伯2838本背面斋文抄于928—935年间。由此推断，以上两篇《二月八日文》也应当制作或抄写于曹议金时期，即914至924年之间。 当然，以上讨论的只是《云谣集》的抄写年代，还不是《云谣集》作品的写作年代；但这两个问题毕竟是相互联系的。现在我们知道，《云谣集》中有《内家娇》“两眼如刀”一篇，其伯3251本标有“御制”字样，很可能出自某位帝王之手。倘若本文的论证成立，确认《云谣集》抄写于后唐时期，即928年至935或936年之间，那么，从唐玄宗到后唐庄宗，这几位帝王便都有可能成为《内家娇》的作者。换言之，《云谣集》作品的写作时间、《云谣集》的成书时间，至晚可以定在923年至935年之间。由此看来，北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二的一段话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云：“初，庄宗为公子时，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扬声而唱，谓之御制。”(14)这段关于后唐庄宗撰词作曲的记录，对于理解《云谣集》的编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点击阅读全文】《云谣集》写本斯1441、伯2838新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