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三种形态的斋文文集 为了了解斯1441、伯2838这两个写本的性质，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作为其主要内容的斋文。上文谈到：在这两个写本之上共有三个斋文群落。这三群斋文形态不同，实际上反映了斋仪文集形成史的三个阶段。 第一种形态见于斯1441第二群落，可以命名为“杂抄”形态。上文说过：斯1441第二群落是抄在卷子背面右端的一组文书，包含《二月八日文》、《安伞文》、《患难月文》等杂色斋文，共有五种笔迹。它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多人多次抄写的单篇斋文的集合，各篇之间联系较松散，作品创作的时间不同；其二，抄写时比较随意，无分类迹象，有些篇章且未抄完。虽然杂抄在一起，但各篇之中仍然可见一些原始信息，反映了早前应用的场所和时间，说明它们是不同时期斋文的合集。 第二种形态见于伯2838，可以命名为“小组合”形态。这个写本载有九篇斋文，九篇中前八篇笔迹相同，是一人所抄。按照其内容特征，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组：前四文是第一组，因为首篇《庆经文》与次篇《庆幡文》又同见于伯2588，《庆幡文》和其后的《开经文》与斯1441的两篇同名斋文内容相当，而《散经文》又与《开经文》构成功能上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这四篇具有历史上的关联。鉴于《庆经文》内有属于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官名“群(郡)主”字样，因此可以判断，这一组的四篇斋文大致生成于归义军政权时期。接下来是第二组，即第五篇至第七篇，分别拟题为《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这一组有不同于前四篇的时间信息：《转经文》(1)中有“金山圣文神武天子”字样，显然是金山国时期的作品；伯3765按照同样的顺序抄写了这三篇斋文，其中每文都有“金山天子”或“金山白帝”字样，说明这三篇斋文皆制作于金山国时期。总之，根据成文时间，这三篇可以列为一组。最后两篇属第三组：它们都是《入宅文》，都没有时间标志。 所谓“小组合”，指的便是这种分组抄集。也就是说，伯2838斋文既有松散抄集的一面，又有分组的一面。这种集合方式不同于斯1441第二群落，而表现了某种仪式性或编纂意识，说明像伯2838这种斋文集是由第一阶段的杂抄斋文集发展而来的。在小组合阶段，抄写者对杂抄式的斋文集合会作某种处理，例如根据其内容调整排列次序，将实指的在场对象改为虚指；不过，因为只是初步的编纂，所以会留下许多早期抄本的痕迹(详下文)。这一形态的斋文集另有伯2854、伯3765。其中伯2854于抄写前在纸上打出了乌丝栏，有初步的分类，把某些实指名词改作“某乙”、“施主”等虚指名词：这都是编纂意识的表现。但伯2854仍然保留了许多实指名词，如“吏部尚书”、“大中皇帝”、“张议潮”等。所以，它属于斋文文集的第二种形态，即初步文集形态。 第三种形态见于斯1441第四群落，可以命名为“文集”形态。它代表了斋仪文集的典型形态。经宋家钰《S.1441等：敦煌本〈斋文〉书复原全文》一文整理，以斯1441第四群落斋仪文书为主的斋仪文集已经复原。该文集的篇章在敦煌遗书中还见于伯3819、伯3494、伯3825、斯5637、伯3545等本。综合这些写本可知：这一阶段的斋文集已具备了规范的文集特征：排列整饬，有序号，有部类名，各种功能的篇章齐备，指称名词皆用虚指。它们已是名副其实的“斋仪文集”。⑥ 以上三种形态的斋文文集，在具体内容上并无太多关联。正因为这样，可以推测，它们代表了斋仪文集形成史上的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斋文文集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散漫到复杂有序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伯2838的“小组合”式抄集是这一转换的枢纽。伯2838斋文文集中的三个小组，既包含了不同的时间信息，又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特点，因而反映了斋文文集第二种形态的丰富性。比较它和伯3765、斯5957斋文集之间的异同，可以发现，其中有一定的变化规律。 伯3765：首残，所载文书依次为：正面：《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燃灯文》、《社文》、《临圹文》、《二月八日文》、《亡僧尼舍施文》、《亡妣文》、《难月文》、《脱服文》、《亡妣文》。背面：《发愿文》、《亡尼文》、《亡僧舍施文》、“佛经字音”。 斯5957：册子本，前部有脱页，篇目依次为：《二月八日文》、《启请文》、《开经文》、《散经文》、《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灯文》、《邑文》、《临圹文》、《二月八日文》、《亡僧尼舍施文》、《亡妣文》、《脱服文》、《难月文》、“失名斋文”。 伯2838：首残，正面抄两件会计文书，背面抄《庆经文》、《庆幡文》、《开经文》、《散经文》、《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1)、《入宅文》(2)等斋文，接抄《云谣集》杂曲子十四首。 从文本关系的角度看，以上三本的特点是：同样抄有《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等四篇斋文，其排列顺序亦相同。同见于伯3765、斯5957两本的斋文有自《转经文》(1)至《难月文》、《脱服文》，共十二篇；但其中二文名称有异文，《难月文》、《脱服文》二文次序颠倒。同见于伯2838、斯5957两本的斋文有自《开经文》至《入宅文》(1)共六篇，其排列次序相同。由此可见，三本之间存在某种源流关系。 若作具体分析，那么可以这样来表述这种源流关系： (一)斯5957、伯3765同源。因为斯5957所存之十七篇中有十二篇见于伯3765，只有最后一篇与之不同。伯3765有残失，故斯5957的前4篇无法比较。从可以比较的篇目看，二本的重合率达到92％。而根据下文的讨论，伯3765年代较早。因此可以推测：斯5957是改编伯3765而形成的斋仪文本，二者都属于敦煌斋文集的第二种形态。 (二)伯2838、斯5957有共同的祖本。因为伯2838第三至第八篇与斯5957相同，而其第一、二、九篇与之不同。这说明，伯2838、斯5957两本既有共同来源，但又抄录了对方所不具的另一底本。根据下文的讨论，这两本年代接近，但伯2838稍早于斯5957。因此可以推测：伯2838有另一祖本，这祖本的年代与伯3765相当。 我们还找到一个方式，来考察以上三个斋文集写本的关系，这就是比较《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这四篇同见于三种写本的斋文。经对比，可以列出以下一表：  这幅图表的涵义是说：在《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等三文的庄严部分，各本的祝愿对象颇有异同。伯3765本的祝愿对象是“金山白帝”或“金山天子”，用实指；而伯2838本只有两处写作“金山圣文神武天子”(这两处伯3765本残佚)，在其余地方(伯3765作“金山白帝”或“金山天子”的地方)皆以“令公”代之，为不完全实指；斯5957的祝愿对象则全是“府主某公”，为虚指。如果说实指是实用斋文的特征，虚指的方式适合于一般斋仪(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越是后来的抄本越会脱去实用斋文的色彩而更接近斋仪形态)，那么，伯3765所代表的是实用斋文的形态，而伯2838、斯5957则代表了较后起的斋仪文的形态。 从伯3765到伯2838、斯5957这种逻辑关系，可以落实为年代关系。因为“金山白帝”、“金山天子”、“金山圣文神武天子”是指金山国时期(909—914)⑦的统治者，“令公”则是金山国以后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称呼，这意味着：从斋文角度看，伯3765、伯2838、斯5957是顺序产生的三个写本。伯3765斋文产生在金山国时期，可以视作斯5957的源本；伯2838另有一个来源，但它和斯5957一样产生在曹氏归义军时期。不过，在伯3765背面《发愿文》中有“府主令公”一词，这和伯2838的“令公”相同，都是指曹氏归义军节度使。这说明伯3765正、背两面的斋文并非抄于同一时期——其正面部分抄于金山国时期，背面部分抄于曹氏归义军时期——整本的抄写有一定的时间跨度。 像伯3765这种跨越很长时间的写本，在敦煌遗书中其实有很多。斯1441、伯2838便同样是经多年抄写而形成的。这意味着，我们应当从两个角度去观察敦煌写本的历史信息。一方面从其内容看，看每一种文书在文体史上的位置；另一方面从其形式看，看抄写者对抄写时间的具体表示。就前一角度而言，以上分析有助于理解其他应用文文集的形成。上文说到，斋文文集在从第一形态向第三形态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仪式性增强的趋势，文中人称会由实指渐变为虚指。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其他书仪。比如斯6537中有一种被《英藏敦煌文献》拟名为“某慈父与子书”的家书，文中对人物的指称已经虚化；而同一文书在Дх12012中，对相关人物的称谓却是实指。根据上述规律，可以判断斯6537抄写于Дх12012之后。也就是说，假如Дх12012有明确的时间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因此而确认斯6537抄写时间的上限。 不过，从形式角度考察写本，以抄写者对抄写时间的具体表示为依据，也是进行写本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只有采用这一方法，才能解决《云谣集》写本年代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