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借助香草之喻、美人之喻、男女君臣之喻和求女之喻，转相生发，互为依托，整体思考，层进层深，营构出一条借弃妇喻逐臣、借男女喻君臣的庞大整一的象喻系统，最终达成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的深层契合。这是一种极具典范性的创作方法，也是一种以象喻为核心的思维方式，而在其内里，则潜隐着中国文化阴阳、男女、夫妇、君臣相对应、相关合的基本元素。可以认为，《离骚》所展示的这种象喻特点及由此构成的创作范式一经出现，便与其深厚广博的思想内容相结合，形成极大的吸附力和典范性，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昭示作用，而且也在承接前人的基础上，将弃逐文学及其艺术表现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作者简介】尚永亮，武汉大学文学院 《离骚》的象喻大致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香草之喻，二是美人之喻，三是男女君臣之喻，四是求女之喻。这四个层面虽各有侧重，内涵不同，但又转相生发，互为依托，形成一种层进层深的网状关联。具体来说，香草之喻瞩目外在物象，重在借物比德；美人之喻由物而人，变身异性，借助对美的张扬和护持，高自位置，为美而被弃、弃而复求预制反跌；男女君臣之喻将家与国、伦理与政治打并一处，重在人物关系相似性的提取和比照，借助虚与实、喻体与本体的对接，极大地拓展弃逐事件的意义范围和艺术空间；求女之喻以寻找媒介为中心，既是直接求臣，又是间接求君，借助被弃者的追求过程，展示出对理想君臣关系的渴望。在这四个层面中，美人之喻与男女君臣之喻是最为核心的两个要项，前者为全诗提供了独特的女性叙述视角，并使香草之喻、求女之喻获得了性别层面的有力支撑；后者则将国之君臣与家之夫妇间的相似性关联予以定格，由此映射出以阴阳为内核的中国文化的深层意蕴。《离骚》中的这样一种象喻方式，已非《诗经》中简单的、局部的比兴手法所能涵盖，它以远为丰富、宏大的整体性思考和关联开辟新境，独树一帜。借用西方人的概念，似可将之视为一种范式，简言之，即弃逐文学的象喻范式①。 一缘于性别变换的香草之恋和美人情结 孤立地看，香草之喻只是传统比兴手法、特别是儒家“以象比德”方法的延续。在《离骚》中，诸如江离、辟芷、木兰、秋菊、芰荷、芙蓉、薜苈、菌桂等名花香草，都是诗人最爱之物，或插或戴，或植或育，或食或饮，与之朝夕为伴，由此象喻其品性之高洁；而椒、榝及“变而不芳”的兰芷、“化而为茅”的荃蕙，则隐指党人、群小和变易志节的朝臣。这样一种“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特点，王逸在评说《离骚》时曾予以明确揭示，并在注“纫秋兰以为佩”句时指出：“兰，香草也，秋而芳。佩，饰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洁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无所不佩也”②。由屈原之佩兰，联及孔子的“无所不佩”，揭示出“比德”方法的文化渊源及其在诗中的细微表现。然而，屈原之所以借“香草”比德，而不是像孔子那样借“水”、“玉”等物象模拟君子德行，又实在是因了他在《离骚》中已变身为异性之“美人”，其爱好之物自然随之发生若干改变，其香草之喻已融入了明显的性别因素。 “美人”在《离骚》中仅一见——“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的“美人”，究竟是代指君王，还是屈原自指，曾引起众多治骚者的争议。王逸认为美人谓怀王：“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③朱熹亦谓：“美人，谓美好之妇人，盖托词而寄意于君也。”④但联系诗篇的上下语境看，这种解释又不无偏颇。因为在《离骚》提及“美人”的这段话中，前言“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后言“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其主语均是第一人称的“余”、“吾”，所述者亦为“余”、“吾”需趁年华盛时进德修业之事，而与君王无涉。倘将“美人”指君王，诗意便扞格难通了。实际上，直到下一段“昔三后之纯粹兮”之后，诗义才逐渐由历史上的贤君过渡到了现实中的君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作者用以指称君王之词，或曰“荃”，或曰“灵修”，而“灵修”盖为“妇悦夫之名”⑤，与“美人”判然有别。既然如此，则将“美人”视为作者自指，于义为胜；此一“美人”之性别，也并非一些论者曲为之解的男性，而是一位用以象喻臣子身份的女性⑥。 由“美人”拓展一步，从《离骚》前半段的描写看，诗人身份已然变成一位面目姣好的美女——“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既是“蛾眉”，又被“众女”所妒，则非女子而何?若是一位帅男，则“众女”喜好之尚恐不及，何以会“嫉”其皎好之“蛾眉”?事实上，因作者已变身为美女，故其外在形貌遂发生变化，其爱好之物也与香花芳草有了直接关联。由此反观《离骚》篇首一段话，便会获得新的理解：“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先说“内美”，继说外美，由此构成“美人”内外兼修的立体形貌。所谓“内美”，既指其生辰之吉和取名之佳，也指其“修能”即才学和能力；而其外美，除姣好的容颜外，主要表现在其对各种名花香草的亲近和喜爱：朝搴木兰，夕揽宿莽，并将江离、辟芷、秋兰等插戴满身，完全是一位融入自然、远离世俗的美女的装扮，由此凸显出其脱俗、高雅而又自爱、自怜的心性气质。大概正是这样一种心性气质，导致这位“美人”对自己的年华和美貌特别看重，以致在短短一段话中，一再申说“恐年岁之不吾与”、“春与秋其代序”，并在看到草木零落时，产生一种浓郁的自伤“迟暮”之感。 此外，这种内外兼修的美女之美，通过诗中反复出现的“美”字也可得到印证。在《离骚》中，“美”字共出现12次，除两次指宓妃、一次指美政以及前述明确自指的“内美”、“美人”外，其余均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诗人自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理美之能当”、“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这里反复展现的，是“美”与世俗之丑恶的比照，是诗人对自我品质的张扬和固守。因了这种内外兼修、远超常伦之“美”，诗人获得了君王“初既与余成言”的待遇，同时也受到来自世俗“众女”的嫉妒和谗毁。大概正是有见于此，后世不少治骚者一反王逸、朱熹的说法，将“美人”视为诗人自指。如黄文焕《楚辞听直》曰：“美人，原自谓也。草木零落，惧众芳之未得采也。岁月日以去，则迟暮日以来，在天者不能留，在我者无可避，真堪长叹也。”李陈玉《楚辞笺注》曰：“美人旧以况君，味下‘灵修’乃妇悦其夫之称；复有‘众女嫉予蛾眉，谣诼谓予善淫’之语，则美人当日自况明矣。”今人游国恩之《离骚纂义》更明确断言：“美人之喻，当是屈子自指无疑也。”⑦ 倘若可以确定“美人”为诗人自指，那么便可发现，这位“美人”乃是《离骚》中的核心形象，在“她”身上，寄寓着诗人爱美求美的多元旨趣：其一，执着的美女情结与香草之恋。在诗人看来，内外兼修的女性美乃是世间最为高雅清洁之美，惟有自然界的名贵花草才能与之相配，才能表现其冰清玉洁之品格；也只有真正的美女，才会如此执着地佩兰戴芷，与之为伴。由此形成美女与香草之间定向而稳固的关联。其二，对美女之美的全面展示与护持。在《离骚》中，“美人”之词虽仅一见，但字里行间充溢的，却无不是美女的特点和气息。诗歌前半反复出现的对名花香草的酷爱，固然是采用“比德”手法以物喻人；诗歌后半一再申言的“唯昭质其犹未亏”、“余独好修以为常”，以及当众芳芜秽、兰芷变易之际，诗人仍骄傲地宣称：“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其中表现的，仍然是对美女之美的自珍和固守。其三，将美女与弃妇交融一体，深化人物美而被弃、弃不失美的品性，在象喻层面揭示出逐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命运及其在逆境中“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刚意志。《离骚》中的抒情主体既是一位美女，又是一位弃妇；既是一位弃妇，更是一位逐臣。美女与弃妇是文学想像的产物，是借以象喻的喻体，逐臣则是现实中遭遇放流的作者，是被象喻的本体；美女因其“美”而遭到“众女”的嫉妒和“谣诼”，最终被已与之“成言”的夫君中道抛弃；弃妇虽自伤沦落，却不改美女之初衷，仍然佩花结草，好修为常。这种情形，与屈原的被逐经历和逐后心态丝丝相扣，如出一辙。由此虚实结合、性别变换，既导致香草与美人间的紧密关联，又构成从美女到弃妇的合理过渡，从弃妇到逐臣的逻辑转换，而在艺术表现上，则形成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的深层对接，以及外在弃妇与内在逐臣间的象喻主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