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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求女”内蕴及其象喻特点 贯穿《离骚》后半部的“求女”情节，既是男女君臣之喻的一个自然延续，也是中国文化中阴阳观念的一种逻辑展现，由此构成这首骚体逐臣诗象喻系统的另一个关键。 关于“求女”之内容，前人论述甚夥，有谓求贤君者，有谓求贤臣者，有谓为楚王求贤妃以取代郑袖者(30)。这些看法中，求贤妃说与《史记》等文献所载楚怀王受宠妃郑袖蛊惑而疏远、放逐屈原事颇有关合，也可以使“求女”内容从现实政治层面获得较为合理的解释，但由于缺乏《离骚》文本之内证，故一般不为论者所取。至于求贤君说，自朱熹等人力倡此说以来多为论者所接受，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最突出：其一，从现实层面看，楚国的君王早已确定，不是由人臣可以随意“求”得的。作为逐臣的屈原，只能求遇合于君，而不可能别求新君。在《离骚》的“求女”环节中，诗人辗转于天上人间到处求女，所求之女的身份各不相同，倘若皆视之为君，则君之数目何其多也!从《离骚》描写看，紧接求女之后，灵氛曾劝诫诗人：“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据此而言，诗人此前的全部注意力仍放在楚国。既然寻求的范围是在楚国，而楚国只有一君，则诗人四方“求女”，无论是指别求新君还是求遇合于君，其于理、于义均相悖逆。其二，从文化层面看，在前述之阴阳统系中，女、妇与臣、子同列，都属“阴”之部类，而男、夫与君、父同列，同属“阳”之部类。在《离骚》前半，屈原不断以“美人”、美女、弃妇自喻，以“妇悦夫之名”的“灵修”称君，并以男女、夫妇关系象喻君臣关系，说明他对臣、女、妇与君、男、夫这种文化统系有着清晰的体认；既然如此，何以到了后半，会自乱统系，反以“女”指君呢?退一步讲，假设他有意自乱统系，改由女喻君，那么身为臣子的自己必然也要由前半的女性变身为男性，才能与男女相悦之实相符；可是，通读《离骚》，其中并无抒情主人公变身为男性的描写(31)，直到最后，诗人仍然宣称兹佩可贵，芳菲难亏，其服饰、喜好与早期呈现的女性特点一无变异。既然如此，那么，诗人便只能是以女性的身份来“求女”了，而这种以女求女，所求之女又喻指君的情况，无论在文化层面、逻辑层面还是象喻层面，都是凿枘难合的。 由此二点，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离骚》后半“求女”的内容，绝非指求贤君，而是指求贤臣。这类贤臣，在阴阳统系中与诗人相同，都属“阴”的部类；在政治层面则与诗人志同道合，由其媒介可以达到遇合于君的目的。王逸注“哀高丘之无女”句曰：“女，以喻臣”，“无女，喻无与己同心也”；注“相下女之可诒”句曰：“言己既修行仁义，冀得同志，愿及年德盛时，颜貌未老，视天下贤人，将持玉帛而聘遗之，与俱事君也。”其意大体是准确的。如此看来，“求女”的直接目标是臣，而其间接目标是君；或者说，求臣是其第一阶段的目的，求君则是其第二阶段之目的亦即终极目的。此一情形及其因果关系，若结合屈原的现实遭遇和《离骚》中的描述，会看得更为清晰：在现实政治中，屈原经历了一个从“王甚任之”到“王怒而疏”并“放流”之的过程，史学家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谗人间之”和君之信谗“不悟”；在《离骚》文本中，诗人总结自己由早期与灵修“成言”到后来“离别”造成的弃妇命运，关键亦在于“众女”之“谣诼”和“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据此而言，现实政治与文学描述，史学家的认知和诗人的反省，是完全一致的，亦即“谗”与“信谗”是导致臣与妇被逐被弃的要因。既然如此，那么，逐臣要重新获得君主的信任，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打通中间环节，寻找真正了解自己并可以向君主关说的贤臣，以揭露群小，杜绝谗言，使君主明了真相以解惑开悟。与之同理，文学文本中的弃妇要想令舍弃自己的夫君回心转意，重归旧好，也必须先去寻找有异于“众女”且可与己互通情款、又能向灵修传媒导言之贤“女”，才能达成目的。倘若不这样做，而欲越过中间环节以求知遇，则谗人阻隔，天听难达，君门九重，暗蔽如故，其结果如何便不言自明了。 当然，在《离骚》的后半段，诗人并非没有直接求君之举。从女媭“申申其詈予”以后，诗人便“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希望到古之圣君虞舜那里讨得一个公正的说法。随着“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诗人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遂上游天庭，令“帝阍”为之开关，却受到守门人“倚阊阖而望予”的冷遇。这里的“帝”、“阊阖”，王逸释为“天帝”、“天门”，固然无误，但从象喻层面讲，又何尝没有隐指楚王和楚宫的用意?(32)洪兴祖认为：“屈原亦以阊阖喻君门也。”(33)夏大霖指出：“言君眷无常，朝端杂乱，君门关隔，党人间阻也。”王夫之更明谓：“帝阍，喻君门。”(34)便都从与现实相关的角度指出了其象喻特点。倘若此一解说可取，那么就会发现，诗人在此是借帝阍拒入表明其求君无果的，他虽有见君陈述委曲的强烈愿望，却连宫门都未进入，因而从根本上断绝了面君的可能。既然君不可见，不得已转觅可作中介之贤臣，迂回以求知遇，便成了诗人惟一可以采用的方法。于是他朝济白水，阆风绁马，于“哀高丘之无女”后，开始了在人世间“求女”的途程。然而，其结果是求宓妃而遇其“无礼”，求有娥之佚女遇鸩鸟作祟，求有虞之二姚又理弱媒拙，当此之际，诗人只得无奈而悲凉地感叹：“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其先言“闺中邃远”，已见“女”之难觅；继言“哲王不寤”，更明指“君”之难合。其间一女一男，一臣一君，既是象喻，又是实指，将弃妇与逐臣两条线索绾合为一，而其借求女以喻求贤臣，借求贤臣以达到遇合于君而终不能遇合的境况，已是非常清晰了。 需要指出的是，诗人在直接求女和间接求君的过程中，都是借助了“媒”、“理”这样的中介的。所不同处在于，求女所用“媒”、“理”是明确说出的，是借助“鸩”、“鸠”等鸟类来象喻的；而求君所用“媒”、“理”则是隐而未彰的，是欲通过所求之“女”来表征和实现的。游国恩《离骚纂义》一再强调诗人所求之“女”即为通君侧之人，并在“哀高丘之无女”句下联系上下文指出：“盖前节(自上征至嫉妒)既以见帝不遂者喻君之不可再得，而又推言君之所以不己知者，由于世之溷浊，好蔽美而嫉妒之故。此节(自朝济白水至蔽美称恶)复设言求女，以隐喻求通君侧之人也。”(35)这里的“通君侧”者，即是“媒”、“理”，即是中介，其身份、地位较之“求女”所用鸩、鸠等“媒”、“理”又有提升，而其内含的意蕴也更为丰富。换言之，诗人在此既是以“女”喻贤臣，又是以“女”喻指可通君侧之“媒”、“理”，从而使得此“女”一身而二任，构成《离骚》男女君臣之象喻范式别一角度的补充和展示。 综上所言，《离骚》以逐臣的身世遭际和自我求索为中心，既“依《诗》取兴，引类譬喻”，与早期比兴传统远相承接，又“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36)，别具楚地文学的独特面目；既以香草美人作比，借特定物象喻意，通过比兴、联想、暗示，婉曲地表达主体情感，又将这些个别的、分散的比兴联缀起来，从一个更宏阔的角度予以整合，使之形成一条借男女喻君臣、借弃妇喻逐臣，借“求女”以喻求贤臣或通君侧者的主线，从而以象征的方式展示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契合，表达逐臣的独特感受。这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其要义在于选择某些特定物象、形象和核心语汇，在整体思考中强化关联，并通过对这些物象、形象和语汇的反复使用，极度凸显其功用和地位，形成表征主体情意的特殊符号或固定载体。而在其内里，则潜隐着中国文化阴阳、男女、夫妇、君臣相对应、相关合的核心因子，潜隐着诗人因自身经历而形成的对逐臣、弃妇间异体同构的深刻体认。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评说屈原：“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37)说的便是《离骚》所具有的象喻特点。王逸《楚辞章句序》论及屈赋对后世的影响说：“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规范。”(38)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在指出后代文人“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之后，更高度赞扬《离骚》为“金相玉式，艳溢锱毫”(39)。这里所谓“仪表”、“规范”、“金相玉式”，指的大抵便是屈赋的创作法则和范式。可以认为，《离骚》所展示的这种象喻特点及由此构成的创作范式一经出现，便与其深厚广博的思想内容相结合，具有了极大的吸附力和典范性，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昭示作用，而且也在承接前人的基础上，将弃逐文学及其艺术表现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